以诗歌之光照亮霾夜——话剧《审判寄生虫》观后感-谢海涛的财新博客-财新网

《审判寄生虫》海报

“我坐在黑暗里／难以分辨内心的黑暗／与外面的黑暗／哪个更深。 ”

在沉沉的霾夜里，看完话剧《审判寄生虫》，很多人会想起布罗茨基的上述诗句，并在恶与荒诞横行的当下，骤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，也会想起窗外的雾霾，那种攻陷了大半个中国，让人逃无可逃，以室为牢的雾霾。

那个霾夜，我坐在蓬蒿剧场里，为了不那么绝望，更愿意把《审判寄生虫》看作是在歌颂美好的诗人。

像演员说的那样，此剧无关任何讨论和隐晦的东西，它歌颂和赞扬的是真实的生命和自由，仅此而已。演员们就是用热情的生命，燃烧在舞台上，纪念布罗茨基和所有美好的诗人。

而这种纪念无疑带着荒诞的意味。舞台上，是1964年的苏联。那时，在苏联思想文艺界如春水奔流的“解冻”思潮，已滴水成冰，苏联重入冰河时代。

这一年，青年诗人布罗茨基，因为忙于写诗和译诗，没有及时找到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工作，“在他金子般的二十三岁，在这个人们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，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”的伟大时代，被控以“社会寄生虫”，遭遇了卡夫卡式的审判。

布罗茨基受审了，他的诗歌受审了。借助布罗茨基的法庭陈述，似乎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诗歌，都在法庭上现出影子，带着布罗茨基记忆中最深刻的人生意象。

诗歌先是出现在他小时住的楼里，苏联卫国战争期间，他和母亲住过的救主变容大教堂后面的一座楼里。这座楼里，曾住过普希金的长子，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，回荡过曼德里施塔姆的诗歌朗诵，也记录下象征主义诗人亚斯特的诗句：楼房外雕的花岗岩／保存了人们的传奇／但居住期间的另一些生物／却留下了自己的话语。

诗歌就这样养育了布罗茨基。他在俄罗斯诗歌的星空里，和前辈诗人一一相遇，“热爱巴丘什科夫，他是完美哀歌的大师，他会随着情绪的发展，出现各种文化，历史和心理真实，结尾往往时常具有弥撒式音调的一行。维亚则姆斯基是一位没有得到足够评价的出色诗人。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过普希金37岁一生对俄国文学和俄语的影响，还有具有罕见力度的莱蒙托夫，对了，阿·托尔斯泰笔下被同代人视为逃避现实的东西最终成了警告和预言......”

他在诗歌里成长，也和诗歌的亲戚们亲近，“革命前出版的尼采、弗洛伊德，战前的赫胥黎、谢林、海明威、托马斯·曼、普鲁斯特……”

他在电车里朗诵诗歌，在地下刊物发表诗歌，学习波兰语与英语，翻译外国诗歌，同时对古典哲学、宗教与神学兴趣盈然，直到“诗人中的诗人”阿赫玛托娃宣告其成年。

剧中说，1961年8月7日，布罗茨基认识了阿赫玛托娃。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阿赫玛托娃听了他朗诵《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》说：“您自己都不明白您写出了什么样的东西！“这句话进入了他的神话，就像是宣布他成年的贺词。

剧中借律师的话称，阿赫玛托娃说：布罗茨基是我发现的，是我的骄傲。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了半个世纪，阿赫玛托娃却视他为一个势均力敌的人，在日记和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布罗茨基的一个思想，即诗歌中重要的东西是构思的伟大。

布罗斯基饮水思源，在剧中赞颂着那些前辈诗人：“普希金的诗歌《回忆》里有这么一句：’我带着厌恶阅读自己的生活。’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甚至整个俄国小说都来源于这首诗。”

“我们整个民族都是用了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，因为她可以替这个民族发出声音，把这个民族不知道的实情告诉它。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，阿赫玛托娃是一位人类关系的诗人，爱惜，紧张，切断，她的诗不管发表与否都能永远存在，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，诗歌永远比历史更久长。”

诗歌让布罗茨基成为布罗茨基，诗歌是他真正的母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审判布罗茨基，就是在审判诗歌。剧中，辩护律师说，“布罗茨基的诗歌让人感到了威胁，因为会将读者引向精神自由的层面，因为他描写了太多的人都难以达到的精神存在层面，他消解了关于存在之真实规模的眷恋。”

面对诗歌遭受的污蔑，布罗茨基说，“我渴望光明，但我坚信个人的觉醒是通向光明的唯一途径，这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他自己，是我们骄傲的财富。我坚信诗歌是一种善的力量，不仅有益于社会，更有益于个人心智和灵魂的健全。”

《布罗茨基传》东方出版社

然而，这样的诗歌却注定要被体制视为洪水猛兽。代表精神自由的诗歌，其最大的敌人只能是钳制自由的体制，一个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、身体和个性全都属于集体“的体制，如法官所言，在这个体制里，“个人的存在需要得到集体的允许，且只是为了集体而存在——离开了国家你什么也不是。”

体制似乎无影无踪，又无所不在，无微不至，关注你从生到死。剧中，它借助法官在说话，借助人民控诉员在表演，露出了其森森白骨般的獠牙。

苏联时期，一个人从开蒙时起，就被罩在体制的阴影下。剧中说，苏维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，整个庞大的帝国按照同一个大纲进行教学，在最好的情形下，学生能学会读，写，算，但历史，文学甚至地理课本都由干瘪的语言写成，充斥着宣传说教。

这让人想起学者程映虹等人的论文，想起苏联塑造新人的运动。在近代史上，重塑人性的想法源于启蒙运动。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，在人性上相信环境决定论。卢梭则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了改造人性。

在实践上，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第一次尝试用国家权力重塑人性。为塑造“好公民”，罗伯斯庇尔“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“，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表现出无微不至的热忱。

基督教会更是不遑多让，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新教共和国，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建立宗教乌托邦。

然后，马克思出场了，主张在未来社会，教育不但应由国家主导，儿童应生活在集体之中，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结合。

至19世纪末，俄国的激进知识分子，催生了“新人”概念。1861年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《怎么办？》首次提出“新人”概念。40年后，列宁指出，工人阶级不会自发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，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。此后，作家高尔基发表《母亲》，提出了文学为塑造“新人”服务。

1917年“十月革命”后，苏联在国家范围内开始了塑造“新人”的社会工程改造，将人的改造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，把儿童、少年和青年的成长，完全置于“小十月人”、少先队和共青团等组织的控制下，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，至1930年代，一批无个性而只有集体性的“苏维埃新人”诞生了。

至1950年代，苏联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的转变，“苏维埃新人”的一些本质特征被淡化，苏联青年中出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。

布罗茨基就是其中的叛逆者，他不愿成为苏维埃新人，上了八年零四个月的学，换了五所学校，刚刚达到法律所允许的退学年龄时，就退了学，以“自绝于社会，自绝于人民”的方式挣脱体制，去做机械操作工、太平间帮工、地质勘探工、锅炉工……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工种，再未做过一份长期固定工作。

然而，布罗茨基仍是逃无可逃。彼时苏联的诗歌乃至文艺的领域，依然笼罩在日丹诺夫式的巨大阴影下。

现实中的日丹诺夫，这个主管精神领域的大神，是斯大林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，自1934年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，至1948年8月去世，掌控意识形态达14年；在塑造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过程中，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。

1946年起，日丹诺夫负责苏联文化政策推动与制订，上任后第一把火就是指使迫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。剧中，1950年，布罗茨基的父亲，因为日丹诺夫曾提出的一条规定，而被迫退伍。该规定要求犹太人不能身居军队要职，这让人想起1949年后，中国新政权为保持队伍纯洁，对地下党“降级安排，控制使用，就地消化，逐步淘汰””的十六字方针。

布罗茨基同样难以避开日丹诺夫的阴影，后者掌控着诗歌的标准，诗人的标准。法庭上，法官质问他：“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，是谁把您列入诗人的行列的，是作协还是文化部？您学过怎么样成为诗人吗？您十六岁辍学，根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，而只有大学才能培养，才能教育出诗人。”

日丹诺夫之外，在对付离经叛道者上，体制也从来不乏规训与惩罚。安德烈·斯涅日涅夫斯基就是执行惩戒行为的杰出代表。

剧中，他是“社会主义劳动英雄，统治苏联精神病学界40年，以科学心理学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特别的精神病例，其中最常见的是呆滞型精神分裂症。一个苏联人，因为无法把握现实而对体制不满就极有可能患上呆滞型精神分裂症，从而表现出幻想改革，自认为把握真理和屡教不改的追逐反动思想等典型症状。”

此人神通广大。“为了防止一般公民对那些呆滞型精神病患者警惕不足，斯涅日涅夫斯基特意指出，这些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别无二致，普通人看不出他们患精神病，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辨别，也就是说我说谁是精神分裂，谁就是精神分裂。”

以上种种因素，共同导致了布罗茨基的审判。“一个不酗酒，不耍流氓，依靠写诗和翻译过活，也不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”，一样被控罪。“他的罪名不是工作，而是频繁变换工作，以及收入少，靠父母生活。”在体制看来，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的人，一个不被纳入社会体制的人，也就不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就是一个社会寄生虫，是““无赖、跳蚤、爬虫”。

斯涅日涅夫斯基最终决定了布罗茨基的命运。“布罗茨基总共在精神病医院度过了十八个月，他的病例被介绍给了斯涅日涅夫斯基，后者从未见过布罗茨基，但其鉴定后判断，这是一个毫无价值可以赶走的疯子，最终导致布罗茨基于1972年6月被剥夺了苏联国籍，驱逐出境。”

关于这次审判，剧中称，后来历史学家科兹洛夫说，布罗茨基案件是地方当局的一次实验，他们不喜欢某个人的观点，信念和看法，但是根据官方法律又无法对这些信念进行审、批，因为这个人并没有把这个观点公开传播，所以用不劳而获起诉布罗茨基是一个实验。

《审判寄生虫》剧照

这样的审判注定是荒诞的，看得让人郁闷。所幸，那冰封的体制之下，依旧有暖流在流淌。《审判寄生虫》让人们看到，人性的微光，依然如萤火般闪烁在黑暗年代。

剧中，布罗茨基是个人道主义者。他的人性意识，觉醒于苏联塑造新人的教育体制下：“在那种虚伪的清教徒的气氛下，就连一副题为《入团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油画也会让人产生性欲，每间教室都挂着这幅画的复制品，画上有一位金发女郎，她坐在那里一条腿搭载另一条腿上，大腿裸露出了五六厘米。那大腿和深褐色裙子之间的对比，让我发了疯，在梦里也不得安宁。”

人性让布罗茨基血肉饱满。他回忆女画家玛丽娜·巴斯玛诺瓦：简直就是文艺复兴女神的化身：在很多年里我生命的重心都是她／我曾娶她为妻／在一个花岗岩的教区／白雪借给她白色纱裙／苍松为我们证婚。

他在异乡想念父母：“在我家的后院里有两只乌鸦，几乎有渡鸟那么大。当我开车回家或离开时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，第一只出现在母亲去世的时候，第二只是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它们总是一起出现或一起飞走……”

不仅布罗茨基，人性的微光也闪现在体制的代言人法官身上。在2016年8月的剧本朗诵时，法官还是正义凛然，一副真理在握，不可侵犯的样子。数月后的演出时，法官的形象已不再刻板，而是更为丰富和立体，剧中为她设计了两次内心动摇的场景。

当布罗茨基在台上念诗时，“母亲对基督说／’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上帝？／你被钉上十字架／叫我如何回得家去？’／基督这样回答：／’活着还是已经死去／其实并无区别／不论儿子还是上帝，我是你的。’”

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女法官若有所思，陷入恍惚中：这是不是上帝在说话？上帝在借助这个小伙子，在对我说出什么？当灯光大亮时，法官又回复到本来面目，但那一恍惚，已暴露出其内心的挣扎，良知终究没有在体制下完全泯灭。

现实中，在苏联的体制下，这种叫人性的东西，数十年间，如涓涓细流，侵蚀着体制的庞大建筑，最终水滴石穿，苏联帝国不可一世的大厦轰然倒地。

生活中的布罗茨基

而极权体制之下，人性的恶之花也随处疯长。波罗茨基印象深刻的是，童年时的切列波维茨车站，一个瘸腿老人跟着火车奔跑，把手伸向车厢，紧紧抓住什么，车上一位妇人抄起茶壶，把开水浇在老人的秃顶上，布罗茨基看见了冒起来的热气。

剧中， “对领袖发自骨盆的感激”的人民控诉员，更以其歇斯底里，带有戏虐性的表演，向人们进一步阐释了人性之恶：“不遗余力践踏与自己同族的布罗茨基，来获取卑微中的一点自我价值和存在感，成为典型的依附体制的狐假虎威者。”

此人原型雅科夫·列尔涅尔，本是矿山设计院的一位业务主任，同时担任“社会侦查员”和“社会公诉人”的角色，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，很早就开始搜集布罗茨基的黑材料。为了把布罗茨基“搞臭”，他和另外两人在《列宁格勒晚报》发表署名文章《文学寄生虫》，点名批评布罗茨基：“应该停止宠爱那些文学寄生虫们了。对于布罗茨基这样的人，列宁格勒没有其容身之地。”

剧中，他有些脸谱化的表演，非跳梁小丑莫能形容，让审判显得荒诞不经，也彰显出极权社会的诡异：很多事情相当匪夷所思，现实比虚构更有创造力。演出后，也有观众称，如果人民控诉员以理智的形象出现，完全相信是在捍卫真理，那种冲突或许更为深刻与痛苦。心有戚戚，我更愿意此地出现一个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，以饱满的情绪，出于纯真的信仰，来控诉布罗茨基，这种悲剧的色彩会更强烈：

他们勤奋地添砖加瓦，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堂，自以为为了全世界受苦的人，自以为献身人类最壮丽的事业，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，也不知道革命会反噬自己的儿女，更不知道他们的天堂进一步通往了人间地狱。这是悲剧中的悲剧。环顾周边现实，这种人物大有人在。在对他们怀有敬意之余，也更哀其不幸。

这场戏的最后，“根据领导的指示和1961年打击寄生虫法令所固定的上线”，布罗茨基被法庭判处迁入制定地区，强制劳动五年。剧情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进一步走向荒诞时刻：

由于缺乏野兽，我闯入铁笼里充数／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／生活在海边，在绿洲上玩纸牌。

这样的审判尽管荒诞，在现实社会中又似乎并不陌生，也许时时会上演。剧中，宣判之后，人民控诉员喜大普奔，不可一世：乌拉！万岁！所有为布罗茨基说好话的人，包括这位律师都是些骗子、寄生虫、潮虫和话、滑头，你们全是寄生虫，流氓，骗子、垃圾、鼻涕虫、蛆，不长腿的耗子。

演员甚至在台上现场发挥，指着台下的观众：你们这些戴眼镜的，戴口罩的。。。。你们这些人，都应该受审判。

这举止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。人生如戏，现实如戏，“蜘蛛不在了，蜘蛛网还在”。现实中，审判的舞台随时可以拉起，某粉们早已跃跃欲试，国家的理论与法律武库早已武装到牙齿，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，“寄生虫”不过是其中之一。

但是，请不要忘记，世间的任何事，在人为的审判之后，还有历史的判决。正如1964年的审判寄生虫之后，还有23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给布罗茨基加冕，还有32年后他去世时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进行盖棺式悼念：“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与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”；还有50年后的索契冬奥会，12位演员扮演的俄罗斯文学巨匠登上闭幕式的舞台，第10位就是约瑟夫·布罗茨基。他回来了，去国前致信勃列日涅夫的预言成为现实：

“我虽然失去了苏联国籍，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。我相信我会归来，诗人永远会归来的，不是他本人归来，就是他的作品归来”。

布罗茨基回来了，当年审判他的法庭何在？人民控诉员又何在？ 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 ，又或者是，“众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声日夜喧。等到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

于是，在观看《审判寄生虫》的霾夜里，我的心里又有着淋漓的快意。我愿人们生生世世，心里有诗歌，眼前无雾霾，愿比历史更久长的诗歌，以其光芒照亮无边的长夜。

话题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