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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伤员(下) 艰难的康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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艰难的康复

昆山中荣厂爆炸发生后的善后工作,与27年前的哈尔滨亚麻厂爆炸已经大相径庭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当年为安置伤员,哈尔滨亚麻厂在百日内建起两栋安置楼,并成立安抚办以解决诉求。由于多数女工在烧伤时尚未结婚,为帮她们组建家庭,工厂开出优厚条件——凡跟烧伤女工结婚的可解决城市户口,并在厂里安排工作。对于极重伤者,厂里安排住院治疗至今。2009年,亚麻厂改制,昔日国营单位已不存在,伤员们由当地政府财政继续支付“工资”。

据国务院调查报告,昆山爆炸事件当天造成75人死亡、185人受伤;事发后30日内,死亡人数增加到97人。至2014年12月31日,经抢救无效又陆续死亡49人,共死亡146人,尚有95人在医院治疗。

昆山市卫计委2014年工作报告称,事故发生后,该委全力做好伤员的后续救治。借鉴哈尔滨等地经验,提出了多种伤员后续治疗方案,正在加快昆山集中医疗救治点的建设,为伤员的集中治疗积极创造条件。

位于昆山市区以北十公里周市镇内的昆山市康复医院,进入了卫计委的视野。该院成立于2008年12月,是苏州地区唯一的公立康复医院,也是昆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、昆山市职业健康体检中心所在地。

该院官网称,医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康复医学和康复治疗专业技术团队,配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0余人,其中专业康复治疗师30余人。

从2014年底,数十名恢复较好的“昆山伤员”,陆续从无锡、苏州、南通、南京、上海等地接回康复医院,进行集中康复。

我是交圈的,你还记得不?”

段成明是2015年4月转到康复医院的。

4月里,江南春光明媚,一片生机。然而对于身处疤痕期的伤员来说,“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”。窗外莺飞草长,他们的身上却是疤痕疯长。疤痕在冬天已是奇痒难忍,天气的转热无疑火上浇油。

康复医院的8楼,41张床位,很快就住满了烧伤病人。仲春的上午,有人在走廊里像做操一样伸展手脚,仿佛新生儿在试验腿脚的灵敏度。他们的身体紧紧箍着泥土色的紧身衣,头上戴着泥土色的头套,像魔幻世界的人物。

这种紧身衣,他们要穿好几年,上身要穿,下身也要穿,一直穿到疤痕不再生长。紧身衣的作用在于约束疤痕,穿上它好像有很多手在按着疤痕。刚穿上时燥热难当,等穿习惯了,再一脱,浑身就痒,因为疤痕又反弹回来了。

头套的作用也是如此,不戴头套,脸上的疤痕也是疯长。

走廊两边的病房里,伤员们或坐或躺,或疤痕横生,面目全非,或戴着头套,仅露口眼鼻,莫辨男女。

段成明搬进病房时,里面已住了一个人,大高个,头上烧得一点头发都没了,右眼只剩下一条缝。身上满是红褐色疤痕,就肚子、大腿烧得浅一些。

互相并不认识,说着话,声音却有些熟。段成明猛地想起来了:我是交圈的,你还记得不?对方也反应过来了:你是山东的吧?

交圈是轮圈抛光的最后工序,一般挑选干活快的,把前面工序残留的毛病修好,交品检验收。在D线,段成明负责交轮圈,身边挨着河南人宋海兵。

爆炸时,车间一楼死伤惨重,据伤员们初步统计,一楼九十多人只剩下十几人,8个人的D线只剩三人,段成明和宋海兵因靠近门口才得以跑出来。一场劫难后,他们没想到还能重逢,重逢又是对面不相识。

宋海兵在无锡三院治疗,早回来一星期,他头部伤重,腿站不稳,但手基本没事,胳膊也好。初来时,他的胳膊还够不到嘴,慢慢练着练着,就能自己吃饭了。

只是宋海兵的心理还没走出阴影,一聊天,就掉泪。段成明劝他,你孩子都那么大了,老婆还好好的。

段成明不敢想自己的情况。在隔壁病房,他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媳妇。李澄澄也是在4月由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转来的。

见了以后,段成明天天掉泪,他想不到媳妇会烧成那样。最愁的是没法照顾她,自己手烧得不成样子,胳膊不能打弯,吃饭都够不到嘴里。

从前,段成明喜欢唱歌,哼哼哈哈地唱。转到昆山,苦闷时,也想唱两句,家人不让他唱,说唱啥的歌呢,都烧成这样了,你还乐个啥?段成明说,我都伤成这样了,不是乐,唱个歌,能心里舒服些。

有一个月,段成明看着窗外,真想跳下去。“从楼上跳下去,啪的一下,一点也不疼。”他想着。

在中荣厂打工的苦命夫妻,并不止他们两个。苏北张永鹏夫妇,老婆遇难;山东吉信斌夫妇,老婆遇难;河南董哲夫妇,老婆遇难;甘肃任得金鲁红芳夫妇,老公遇难;安徽刘子山董翠萍夫妇,都不在了……

还有一家数口遇难的。江苏人孙明娟,带着儿子、外甥、外甥媳妇以及侄媳在厂里打工,外甥和侄媳遇难。淮北人徐勋梅也是一家五口在厂里,她和弟弟、儿子受重伤,三妹徐勋芳、弟妹王生艳遇难……

段成明有时去老乡郭振坤的房间串门,无比羡慕他们夫妻。仲春的中午,郭振坤和老婆在吃饭,床上的滑板上,放着两只大碗,盛着菜和馒头。

段成明走进来了,头部像雷火轰过的树干,两眼通红。

“还是这种吃饭有气氛。”他开着玩笑,声音很爽朗地,从疤痕围着的嘴里发出来。

“不想开,有什么办法呢?”他对老乡说,“他们两口子可好了,原来都在中荣打工,后来她走了,不像我们两口子……”

“我要是有一只手能动,也好啊。”他站在那里,两手低垂着,右手如焦炭,像在泥土里爬挠过;左手手指似乎还能动。

内心悲苦之外,他身上也痛痒。经常睡到凌晨两三点就醒了。尿频,睡一会就得上厕所。他说可能是导尿管插的,昏迷了四个月,也插了四个月的导尿管。

记忆中遥远的春天

当一些伤员转到昆山进行康复治疗时,仍有近半数重伤员,留在外地继续治疗。

2015年4月的一天,在无锡三院,50岁的刘玉芹在走廊里练习走路,两手垂着,残损不全,头上戴着头套,只露出眼口鼻。

据《中国中医药报》报道,当初送到无锡三院的伤员中,危重伤员35人,其中34人烧伤面积>90%,16人烧伤面积≥99%,烧伤程度均为Ⅱ°-深Ⅲ°,入院时生命垂危。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,截至4月,救治成功率达77.14%,远超国内有文献记载的救治成功率(国内数据:烧伤面积>70%,深Ⅲ°>30%,救治成功率低于61.11%)。收治伤员中死亡8人,其中休克期死亡3人,感染期死亡5人,死亡率22%,也远远低于国际公认标准。

幸存者中,十多人转至昆山,这里还剩下9人,包括烧伤95%的刘玉芹和烧伤99%的韩鹏。

住院半年多,刘玉芹身上仍有伤口,手不能动,晚上也睡不好。每天锻炼着,有时走一阵子,就哭一阵子。

这一天,刘玉芹从老乡那里听到工友武永光的消息,又惊又喜。他们在2J线上,合作了好几年。出事时,她先往外跑,武永光还在那里站着。七个人的2J线只剩下三人,她一度以为武永光也没了。

老乡拨通武永光的电话,放在刘玉芹的耳边,她嘴唇有些抖:

“武永光,哎呀,我的天,你看看咱这……我反正也行,走着也能走,也能爬几层楼梯,你能自己吃饭了吗?多锻炼,多吃饭。我一和你说话,眼泪都咕嘟咕嘟往下流……

“咱那线上,还有谁?张志香呢?年轻的那俩都不在了?我一听说俺老乡跟武永光见面了,心里猛一亮。我也恢复得不很好,这边有一批人转到昆山去了。我还有伤口,没有走。你走路走得好吧?一听说武永光还在,我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嗯,嗯,嗯。好好锻炼。武永光,咱还有机会见面。到昆山了,还能见面。武永光,我的泪咕嘟咕嘟往下流……”

在另一间病房里,25岁的韩鹏躺在床上。从早上8点,他就开始换药,到10点半还没换完。父亲在给他穿紧身衣,一个钩子一个钩子地扣上。

他的脸坑坑洼洼,自头部至小腿几无完肤,红褐色的疤痕触目惊心,只有一双脚光洁完整,脚趾一动一动的。

出事那天,他穿着皮鞋。长这么大就买过一双皮鞋,是一年前在老家时看到朋友买鞋,也跟着买了一双,意尔康,打完折还要300多元。买了以后,又不喜欢穿。在中荣上班时,车间脏,每天都要刷鞋,皮鞋随便擦擦就行了,他就穿上了皮鞋。这双意尔康为他保住了脚,保留了全身1%的面积。

4月份,在苏州解放军100医院,烧伤整形科所在的三楼,伤员们每天都在锻炼。这里还剩下七人,治疗中死了三个。

河北人郝彦丰,在父母的帮助下,从凳子上站起,再坐下,练习膝关节。他赤着上身,从头到腰也是几无完肤,红褐色的皮肤疙里疙瘩。父母围坐在一起,热切地看着他,像看着一个婴孩学习人生的技能。

练完膝关节,他又开始练习走路。父亲跟在身旁,他慢慢抬起一只脚,放下,再抬起另一只脚,两只脚呈外八字,慢慢向前移动。走廊另一头,一个为妈妈举着吊瓶的小姑娘,一时惊到了。

在苏大附一院,烧伤科1号病房还住着六个昆山伤员。烧伤98%的刘箭建躺在病床上,身上盖着薄被,似乎浑身上下只有眼是好的。红褐色从脖颈一直没入被子里,靠近脖颈处一块黑痕,让人不敢多看。耷拉在床边的右手,五指短了一截。脚伸出了被子,是黑褐色的,左脚脚背鼓了起来。

妻子戴着塑料手套,把他的左腿抬起,放下,抬起,放下。他的小腿干瘦如柴,每天都要这样锻炼。

突然,病房最里面,骤起一阵嚎叫声,不似人声,“我的娘来,哎呦,我的姐来”。一时满室寂静。大家面无表情,只有一人抬眼看了看。

锻炼过后,刘箭建说想看电视。“你是看到第八集了吗?”妻子一边说着,一边打开手机搜寻节目,用夹子把手机夹在床边,调好角度。刘箭建专心看起来了,那是电视剧《记忆中遥远的春天》。

医院爬楼锻炼的人

庞晓彬终于回到了老家。

在常州二院,他做梦时都想着回家。2015年3月14日,在昆山市善后指挥部的联系下,他转到了南阳市的南石医院。

劫后归来,看着街上的烩面馆,听着满耳朵的河南话,庞晓彬高兴坏了。“这里离家近些,想回去了就请假回去,住一晚上再回来。心情好了,恢复得就快。”他说。

在南石医院,他和老乡文化满、刘峰相依为命。

文化满是2015年2月13日回来的。出事后,文家子女都回到了镇平,儿媳没了,撇下两个孙子。“小孩要上学了,不能耽误,耽误一年就把一生耽误了。”他想着回到南阳,家人也能抽空回家照顾下孩子。

刘峰3月1日也回来了。他是苏州市立医院东区第二个出院的。2014年9月25日,烧伤30%的工友钟启秀第一个出院时,他眼巴巴地看着,医院的主任说,不要看了,马上就轮到你了,你再等一个月就能走了。这一等又等了半年。

回到南阳时,他们的伤并未痊愈。

文化满烧伤70%,胳膊上伤重,身上疤痕疯长,皮肤硬,摁都摁不动。坐久了,腿上难受。每天抹药,伸腿,走路,不走路腿就麻木。

刘峰烧伤50%,嘴唇烧伤厉害,水果不切成小块就咬不住,吃馒头也要掰碎了一点点塞;胡子外面的皮烧皱了,长不出胡子来,发炎感染,毛囊也需要做手术。但医生说,现在不能做手术,最起码过了疤痕增生期。而疤痕的增生,一年之内是高峰,三年之后还会有。

医生还说,两年之内,身上还会有创面。刘峰的胳膊上时有水泡生出,过几天,里面都是脓。一靠在墙上,胳膊难受,像针在往外扎。

三人中,庞晓彬伤势最重,烧伤90%。身上疤厚皮紧,一动就像针扎一样。眼睛看不清楚,看着看着,就模糊了。腿是硬的,手指弯不了,十根手指,或指头截去,或肌腱损伤,握不住东西。

有时,锻炼一阵子,他能用勺子把饭送到嘴里了,但停上半小时就又够不到嘴了。吃饭时,下嘴唇是硬的,兜不住,饭往下掉。他用了一个多月,才能自己把饭吃到嘴里。

三人都睡不好,12点以前睡不着,早晨5点就醒了,别人大声讲话都会惊着,还做噩梦。

南石医院里也有康复室,他们去看过,里面全是老人家。他们决定自己锻炼,每天爬楼梯。烧伤科在10楼,他们一天上五趟,下五趟。

每天早上5点多,他们就外出锻炼。出了医院如囚鸟出笼,有时往东走,往市里走,市里人多车多,他们更喜欢往西去,向野外走。穿过村子、绿树、人家,一路尘土飞扬,鸡犬之声相闻,有着他们熟悉的农村味道。

走上一条新马路,看看人家打羽毛球,再往前走,就到了大桥上。车子一辆一辆呼啸而过,运河在桥下缓缓流淌,他们看一阵子,感觉心情好了很多。

有时兴致高了,他们会去河对岸,看看那边的蒙古包。下雨了,就打伞出来。傍晚时也出去。

起初,他们走不远,两三里地就走不动了,渐渐能走个五六里地。但不能走得太急,一出汗,浑身都痒。

刚开始,他们走在路上,路人乱看,如看动物。庞晓彬有几回一坐车,周边都空了。刘峰出门都戴着口罩,时间长了,干脆口罩也不戴了。

故乡的哀声

2015年4月,当庞晓彬们忙着康复锻炼时,中荣厂的幸存老乡们在为生计奔波。

与重伤员相比,仅受轻伤的雷红伟是幸运的。当初大批伤员转院之后,他和三个轻伤员留在昆山中医院。四个人天天睡不着,一闭眼就是爆炸现场:有人露着肠子,有人头没了……

2014年8月14日,雷红伟出院了。昆山市人社局下发的工伤认定决定称,经昆山中医院诊断,雷红伟呼吸道吸入损伤,左鼓膜穿孔,右掌部擦伤。

出院时,工友们已星流云散。爆炸发生后,中荣厂尚余工人数百人,政府安排他们体检,并按工作年限由厂方发放离厂工资,每工作一年赔偿一个月的平均工资;此后,为工人们举行企业招聘会,安排再就业。

工人们渐渐走光了,中荣厂门前白茫茫一片空地,只有大门旁放着一只铁桶,供遇难者家属前来烧纸祭拜。

遇难者的赔偿工作早已开始推进。赔偿包括工亡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丧葬费等,根据年龄、抚养人与被抚养人情况,每人赔偿金额不一,低者不到100万元,高者100多万元。

陕西人伍先会遇难,据《华商报》报道,家属拿到101万元,包括死亡赔偿金51万元、伍母赡养费24万元、丧葬费15.6万元、误工补贴等,以及伍先会的工资、奖金、家属路费等。河南人姜典雷遇难,家人拿到81.9万元,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.91万元,丧葬补助金30708元,父母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4.4万元,未结工资5118元。另外,姜典雷年仅五六岁的两个孩子,各按月领取1535元。

对于受伤员工,中荣厂照常支付工资,直至工伤鉴定。之后,发放离厂赔偿和受伤赔偿。

出院后,雷红伟去南通看望嫂子刘金花,去常州看岳父文化满,又到上海去看领导许涛,医生说许涛烧伤95%,一直高烧,也清醒过,但说不出话,似乎内脏震坏了。9月底许涛就没了,在医院活了50天。

雷红伟又去无锡看好友张永鹏。张永鹏靠着墙,只有一只脚能站地,另一只脚变形了,两人抱头大哭。又去南京看好友邱茂梁,邱茂梁耳朵没了,脸上疙疙瘩瘩,饭吃着流着,手揪在一起。

去一次医院,雷红伟半个月睡不着,想起以前和朋友在一起,那些场景历历在目。

出事之后,宋成强回到了宋小庄。故乡一片哀声。他到家的第二天,本家叔叔宋付德的骨灰拉回来了。宋付德在出事后一星期就不行了,亲人在火葬场才见到他。他拉回来后,母亲几天不吃不睡,整夜坐着。

高营村高餐的骨灰也拉回来了。他事发当天就没了,前几年,他们还一起在平巷租过房子。

狄庄的谭海彦拉回来了。当时亲人在现场就没找到她。

许桥的刘金花拉回来了。阴历七月初九到家,她是回民,请了阿訇做仪式,葬在村外的玉米地里。

姜老庄的姜典雷拉回来了。母亲大哭,一只耳朵竟聋了,晚上要念佛才能睡着。

张林镇的郑丰文拉回来了。宋成强当时还看见他跑出车间,坐在地上,他在医院里也没呆多久。

鄂营的许涛也拉回来了。这位镇平打工者的带头大哥,也是宋成强从小玩到大的朋友,上学就在一起,打工还在一起。年后,许涛的父亲也走了。老人患癌症多年,全靠许涛挣钱给他做手术续命。

那些人说没就没了。宋成强躲在家里,心里空空的。一切物非人非,甚至眼前的宋小庄也不是从前的宋小庄了。这些年,有的人家搬去公路边上,有的搬去县城,村里日渐衰败,想找个熟人都找不到。大家都是为了生存,四处奔波,即使还在家的人,已经玩不到一起了。

在爆炸后拉着板车救人,被公众赞为“板车哥”的邹令冬,也回到了老家狄庄。四邻八乡都知道他在昆山救人,赞他是英雄,但回来后,邹令冬面临的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。两个孩子刚上初中,一个星期要花两百块,几张嘴在等着他来喂。在家呆了没多久,2014年10月初,他又回到了昆山。

然而,仅仅过了两个月,昆山似乎已把他淡忘了。找了一个多月工作,处处不如意。有的工厂待遇差,有的位置偏。经历过爆炸事件后,他对工作环境格外注意,看了几家厂,一见到粉尘就害怕。他说,不能拿生命开玩笑。

这时,雷红伟还在昆山漂着,也没找到工作。他们只能打着零工,有时和幸存的工友聚一聚,互相鼓励。

2014年11月,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生存困境。昆山市工会系统急了,天天给邹令冬打电话,他因而时来运转,被安排进了一家日企。

雷红伟则在11月底回了镇平。在昆山12年,两耳不闻厂外事,刚一回到老家,他蒙蒙的,感觉到了一个陌生地方。多年不归,宋小庄的老屋已塌了,唯一的叔叔也在昆山打工。在故乡,他似乎无家可归,只得去了县城的姨妈家。

宋成强在老家种葱。这一年行情不好,葱便宜,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,葱拔拔就扔掉了,后来就直接犁到地里去了。不仅大葱,地里出的一切似乎都不值钱,七八十岁的杨树,那么粗,也就卖几十块钱。

家里上有老,下有小,不出去打工就没钱养家。2015年正月二十,宋成强就去了宁波找工作,一无所获,只能又回到昆山,尽管爆炸时留下的阴影仍在。

2015年,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空前的危机,出口萎缩,内需不足。在国际上,中国制造业正腹背受敌,一方面低成本优势丧失,难以应对东南亚国家的挑战,中低端制造业外流;另一方面,金融危机以后,欧美国家倡导再工业化,向高端制造业领域迈进,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受阻击。而自2014年起,制造企业的倒闭潮就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蔓延。

宋成强在昆山呆了一个多月,仍没找到活。感觉着形势一天不如一天。平巷周边的几家工厂,以前是经常性招人,2015年春节以来竟然没有挂过招聘启事。日企牧田公司往年工资有4000多块,现在只有3000多块钱。

找工作的人也多,这个厂,你今天不想进,明天就招满了,而且人家只要年轻的。年近40岁的宋成强处处碰壁。他去一家家俱厂面试,木屑也有粉尘爆炸的危险,他已顾不得了。那个厂过去属于烂厂,但面试了两次,人家不要,说他岁数大,又没干过。也有工厂听说是中荣厂的人就不要。

快“五一”了,宋成强又回到了镇平。过了些天,在日企打工的邹令冬也回来了。在日企半年多,他因此前的救人在社会上收获一系列荣誉,2015年5月,他被评为感动河南2014十大网络人物。他向厂里请假去领奖。但现实仍是残酷的,后来厂里借故不要他了。

雷红伟在镇平住了几个月,又回到了昆山。2015年3月26日,他的工伤鉴定有结果了。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发出鉴定结论通知,称雷红伟伤残等级不达级。

雷红伟有些意外。一起去的孙明娟评上了伤残十级。在昆山中医院时,他受伤比她还严重些。直到现在,左耳仍是嗡嗡响,用耳机听音乐时,左边不能放,感觉里面有一股气被堵住了。

2015年4月2日,他向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,仍是没有评上。此后,他又两次自费去南京做鉴定。跑了好几家医院,花了两三千块,等了好几个月,仍没有评上伤残等级。

他还记得,第一次去南京时,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一位曹姓老医生说,你的鼓膜没长好。雷红伟说,他们说长好了。老医生说,我能骗你吗?没长好就是没长好,就要做手术。雷红伟说我也看不到,只是感觉里面嗡嗡响。

雷红伟失望了,他担心以后找工作会有麻烦。正常的工厂,体检时都要测听力,稍有不正常,就不要了。

昆山一院的悲伤

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,康复是漫长的,几乎每人都需要做多次后续手术。住在昆山康复医院的伤员,要做手术了,就转至昆山一院。

2015年7月,段成明转到昆山一院,做眼皮手术。

出事时,火扑面窜过来,段成明下意识地闭上了眼,但眼皮还是烧得很重,眼睛后来是红的,一会眼屎就糊一眼,睡觉时也闭不上。

在昆山一院,医生从肚子上取皮,为他植了眼皮,慢慢地,他睡觉时能闭上眼了,虽然还漏一点光。

7月初,李澄澄也被送来做手术。经过两次大手术,把粘连的腋窝打开了。她的两只手都截了指,右手烧成了一块,没了手的形状,只能弯曲着;左手就剩下大拇指,从一团肉中分出来,能夹着勺子,但胳膊弯还拉不动。

全身的疤痕往上长,长到哪里,哪里痒痒。一天到晚地挠。挠挠它就褪皮,两天褪一层。褪了一层,长出新皮,又痒痒。她说,真是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。 

晚上睡觉,一个多小时醒一回,不是上厕所,就是挠痒痒。后来也不分黑夜白天,困了就睡。

彼时的昆山一院,住了九个烧伤病人,李澄澄并不是最重的。在医院的一号病房,住着陕西人任美转。这个27岁的姑娘,眼睛看不清,腿不能动,脖子、下巴烧在一起,整天瘸着,低着头。

任美转能活下来已是不易。出事后,她在常州治疗,据参与救助的广州中山一院专家回忆,任是三度烧伤,烧伤面积达97%,在医护人员日夜努力下,终于熬过了休克以及呼衰、心衰与溶血,血压开始平稳,呼吸开始好转,2014年8月7日,专家们为她进行了第一次手术。手术后,心理医生特地为她做了心理辅导。

在昆山一院,任美转还是接受不了现实,说哭就哭,说闹就闹。病友们说,她一天哭三次都算没哭。因为心情不好,她植的皮成活率也不高。

在服务台对面的房间,住着河南人黄江玺,烧伤面积近100%,工友们说他当时头部都烧得露骨头了,肺里还落下毛病。一天,他突然喘不过气来,憋得浑身乱抖。医生们赶来,又是输氧,又是打针,抢救了半个多小时,他才稳定下来。

尽管事发已近一年,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,死亡的威胁似乎从未远离。

工友们听说,2015年5月,还有一个商丘老乡在另外一家医院走了。她血管破裂,一直不能吃饭,不能说话。亲人在旁边讲话,她也知道,只是流泪。罪没少受,也没活下来。

山东人李芳,是在2015年6月走的,6月15日火化。她在苏州市立医院东区,醒来得还早,但后来又感染了……

昆山一院是忙碌的。一批伤员来了,做完手术,休息几天,又回康复医院去了。然后,另一批伤员又来了。

这个医院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悲伤。

艰难的康复

2015年 8月12日,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。这个消息像爆炸冲击波一样,迅速传到了苏州、无锡的医院里,让烧伤病人们心里一紧。

“去年8月2日,今年8月12日。”噩耗也让他们意识到,昆山爆炸已过去了一年,他们仍在艰难的康复中。

一年多了,张文良身上的伤口还没好。当初,他跑出车间时,身上还有衣服,工友们觉得他应该受伤轻些,没想到他成了苏大附二院伤势最重的。

整整一年了,他的头上还包着纱布,像陕北农民头上扎的白毛巾,纱布下是坑坑洼洼的脸,眼睛红色,嘴巴有点歪。上身用绷带扎着,直至腹部,腿上也都是绷带。手指弯曲着,不能伸直。

张文良的头部有创口,脖子上有“洞”,身上、腿上都有创口。创口恢复缓慢,好了又烂,疼得很,晚上要打止痛针才能睡着。

创口两天要换一次药。身上的疤痕,则是每天都要抹药。每天早上起来,妻子伺候着他,先把皮肤洗洗,再一张一张贴面膜以软化皮肤,脸上也贴,身上也贴,180元一盒的面膜,得贴几十张,五六盒都不够。面膜贴上去,半小时后,再一张一张取下来,洗洗皮肤,再抹疤痕药。300元一盒的疤痕药膏,主要用于抑制增生性疤痕。一天要抹几次,痒了就得抹。

一天又一天,药抹在身上,似乎没效果。疤痕还是增生,厚厚的一层,一会这里痒痒,一会那里痒痒,抠也抠不完,一层层褪皮。

最让他恼火的,还是胳膊和手。两只手都不能弯,胳膊硬邦邦的,弯不过来,需要动手术;两边腋下粘连着,也需要做手术。6月,家人请求给他做手术,找了好多次医生,几个月过去了,还没做上手术。

武永光也住在这里,伤口也没完全好,左脸还要补皮。右手臂上,累累疤痕间,有一个坑。左肩还是抬不起来,皮收缩,拉得紧。每天都锻炼,但感觉胳膊还是老样子。

在解放军100医院,王长会身上的创伤也还没有好。他赤着上身,红色疤痕连成一片,夹杂着黑色的坑,硬如盔甲。

肩膀上斜缠着白色绷带,40多天前,他做了腋下手术,还没长好。他说还需要做很多手术,主要是没有皮,做不了。腋下植的皮取自头皮。有人头上能取六七次皮,十来天就长好了,他的头皮没取几次,到现在还没长好。

他的右手有一段烧成棍状,灰黑色的五指叉开,摸上去冰凉。左手手指缩在一起,弯曲着,勉强能活动。

100医院没有紧身衣,伤员们多次要求穿紧身衣,一直没发。于是,他们在病房里,终日赤着上身,一身红褐色疤痕,令人望而生畏。

在苏大附一院,8月里,刘箭建仍不会走路,屁股上的创口还没愈合。两手截去了五根手指,左手手指烧秃了,腋窝仍粘连着。右腿有一段像干柴,肌肉被烧去,脚踝鼓起一块,发生错位,走路时,只能脚尖着地。病房里还剩下四个烧伤病人,只有一人能走路,其余三人的脚都变形了。

很多时间,他和病友们只能在床上锻炼,赤着半身疤痕,脚上垫着枕头,脚抬起,放下;或者指挥着父亲挠痒痒,“往里点”,“往下一点”。声音细若婴孩。

8月的无锡三院,又一批人回昆山了,只剩下三人。张永鹏两脚已变形,每天只能靠在墙上站站,两只胳膊伸开,手搁在架子上,如十字架上的受难者。

刘玉芹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,指头蜷缩着,握都握不动。有时在锻炼时,胳膊疼得哭,心里难受时,也哭。

一年过去了,韩鹏心头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,看到电视里的爆炸场面,就难受。阴雨天,外面打雷,也担心:雷会不会劈着屋子,烧着我。

那一天,他和刘玉芹在锻炼室里,外面下雨了,他走向窗口,一道闪电划过,他一惊。这时,有人按亮了房间的灯,灯一亮,红光从头顶落下,像从前在车间里一样,刘玉芹吓得尖叫,蹦跳起来,韩鹏后退几步,转身就要跑。

韩鹏想早点回昆山,动了几次手术,就耽误下来了。而在昆山康复医院,9楼正在装修,准备接纳还在外地的伤员。

相对于外地医院伤员康复锻炼时无人管的状态,昆山康复医院要好得多。8楼有四个活动室,配有各种锻炼器材。

每天上午,伤员们都去活动室。一个活动室10个人,有锻炼胳膊的,有锻炼腿的,有蹬车的,有做电疗的,有做绳操的。活动室一周开放五天,周六周日,他们就自己锻炼。

每到傍晚,吃完饭,伤员们纷纷下楼溜达。医院周边的马路上,稻田间,不时可见穿紧身衣、带头套者出没,有时会让人耸然一惊。

李澄澄回到康复医院时,心里急得不得了。在昆山一院做手术时,身边都是重伤员,自己算好的;一到康复医院,看到人家能蹦能跳,心里就着急。

康复医院的伤员们,似乎在展开一场锻炼竞赛,像他们从前在车间干活一样。然而,康复不是那么容易。

7月22日,做完眼皮手术,段成明回到康复医院,就开始发烧,到晚上,一量体温,都快39度了。

医生查CT,肺部、心脏没检查出问题,吃药也不管用。姐姐用毛巾包着冰,放在段成明腋下降温。医生叮嘱要多喝水。他一天喝两壶水。喝了水,疤痕密布的身体,只有头上能冒汗,烧伤较轻的脖子处出汗,整夜整夜地出汗,湿透了床单。

感冒引发连锁反应,一发烧,头上的创口就破开了,由点到面,开始往外扩。他身上的皮薄得很,一碰就破了,几个月前下床碰破了皮肤,一点点伤,几个月不愈合。

每天,段成明躺在床上,坑坑洼洼的头上,有的地方长出了头发,像沙漠中的一小块绿洲。绿洲周边,一小块一小块地贴着发皱的胶布。脑门后面的头发是乱长的,似乎是从毛囊里倒着长,一枕枕头,往里一压,就把头皮戳破了,血从毛囊里淌出来。

感冒了一个多星期,到了8月,段成明才慢慢好了。眼睛做了手术后,渐渐能看会书了,虽然眼睛还是红的,眼屎还是很多。

他躺在床上,背后枕着高高的枕头,腿弓起来,肚子上放着笔记本电脑,用手心移动着鼠标。鼠标上,他的手指弯曲着,覆着一层硬壳,手冰凉,发黑,手筋紧得很,手指间粘连着,仅一根手指还有指甲盖。

他从网上下载玄幻小说,在谷歌地图上找自己的家:五间堂屋,三间配房,放杂物的小房,院子,门口的路,院后的树。

有书看,段成明心情好了很多。他们夫妻是工友中不多的爱书人,他看过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等。不能看书的时候,他说整天憋得像疯子一样。

而身上的痛苦似乎并未减少。一天不锻炼,身上的疤痕就硬了。脸上也长疤痕,嘴被疤痕拉得不成样子。

但最让他苦恼的,还是胳膊。两只胳膊关节都硬了,不能打弯。锻炼时,他重点练胳膊,天天练,但似乎没进展。请护工来扳胳膊,扳一次,疼得几天不能动。有骨科大夫说,你这胳膊关节处粘连得很,要动手术切开。

腋下也需要做手术,但没有皮源。他感慨着,以后手术多着呢,得几年时间。

有时也感叹,烧伤太可怕了。就想起从前,原来身体好得很,一米八多的个子,一百八九十斤重,壮实得很。到了冬天,还光着脊梁,也不怕冷。

像其他伤员一样,他有时脾气大,一急起来,就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?好在发完火就好了。又想,已经这样了,精神不能倒,两口子都还活着,慢慢恢复吧,至少孩子还有爸爸妈妈。

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上面有六个姐姐。出事后,姐姐们一家一个月来看护。她们在附近村里,租了房子,每天做好饭,送过来。

“就苦了孩子了”

很多时候,伤员们忧心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康复。

暑假到了,医院的病房里,开始回荡起孩子的哭闹声。残酷的疗伤氛围里,有了一丝家庭的温情

张文良、武永光的家人在病床旁搭了地铺,老人和孩子睡在上面。刘箭建的孩子住在附近宾馆里,每天妈妈带他去医院。

在无锡三院,韩鹏的儿子已在医院住了八九个月。孩子还不到两岁,一开始看到爸爸和伯伯们个个面目狰狞,被吓住了,晚上一直哭,睡不着。

现在,韩鹏去锻炼室时,孩子也跟着去。韩鹏骑在一辆健身自行车上,锻炼腿脚。儿子也好奇地走来走去,看见车子就想往上爬。

“就苦了孩子了。”韩鹏说。

2015年8月,段成明的儿子也来了。他高兴坏了,每天锻炼得格外有劲。

还在苏州时,儿子就来看过他,一开始也是怕,不过就怕一会,听到他的说话声,一会就熟悉了,爸爸长爸爸短地叫着。

在昆山,每天早上,儿子爬到病床上,给他揭揭头上的小疙瘩,挑挑眼,还要跟他在床上睡一会。儿子被段成明描述的梦境吸引住了,问个不停:还有啥?还有啥?

段成明问儿子:爸爸还像以前那么帅吗?儿子说:以前也不帅。父子大笑。

儿子生活在姥姥家,和表弟一起上学。开了学,就要上四年级了。“孩子放假了,本来多好,带着俺儿到处去玩玩。”段成明看着儿子,不敢想未来,一想就不能活。

以前,段成明对生活很有想法。想着打工几年,开个小吃店,挣了钱,买辆大车跑运输。在中荣厂打工时,天天下班后,他就研究如何做小吃。

那时,两口子打工,月收入八九千,养家毫无问题。“刚醒时,还想着自己要养家,后来一看身上,我的天……”

两口子都烧成这样,以后该怎么办?父亲快80岁了,儿子才9岁。儿子以后会不会有自卑感?以后说媳妇了,人家一看爸爸妈妈那个样……

有时想着想着,段成明的眼泪又下来了。老婆的两手都截指,右手完全废了,左手就剩下大拇指,做完腋下手术,自己能夹个勺子,已不错了,但还是不能完全自理,需要人照顾。

“俺俩有一个稍微轻点的也行啊。俺这手,即使不能干活,能给她夹点吃的,穿个衣服什么的,也好啊。”他说。

李澄澄的工伤认定书已经下来了。认定书称,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粉尘爆炸灼伤95%,深II度—III度。

家人认为,95%的烧伤面积写少了。李澄澄记得,一次跟护士聊天时,护士说,你说是95%,你这哪里还有皮?100%了吧?

当时在医院初诊时,李澄澄尚未截指,这些在认定书上没有反映,她担心以后做工伤鉴定会不会受影响。病友们安慰她:工伤鉴定肯定得看实际情况,不只是看病历上写什么。

让她略感欣慰的是,出事后,山东鱼台老家给他们办了低保,只是一家四口,办了三个人的。

办不下来的低保

2015年8月,张文良的媳妇也回老家去办低保。 

住院一年多了,伤员们时常焦虑。身体并未康复,工伤鉴定不到时候,受伤这样重,以后怎么办?对于政府将做何种善后安排,他们并不知情。

听说昆山在某镇修建房子,供重伤员以后居住,他们去网上找,找不到任何消息。8月底,财新记者探访昆山市“8·2”事故善后指挥部,也遭婉拒。

在工伤鉴定之前,他们只是尽其可能,想抓住每一根救助的稻草,低保即是其一。

办低保并不容易。伤员中,有甘肃人办了,有山东人办了,但河南虞城人武永光没办下来。山东单县人刘玉芹想办低保,老家的干部也说不合乎要求。

张文良同样如此。张家三个孩子,长女15岁,读初中;次女11岁,上五年级;儿子6岁,上幼儿园。三个孩子上学,一个月就要几百块钱,年迈父母在家照顾他们,全靠夫妻俩外出打工挣钱。

2013年时,张文良的媳妇和儿子在昆山出过车祸。媳妇骨盆摔坏,儿子腿断了,花了十几万元,家里已是捉襟见肘,爆炸事件更让张家雪上加霜。

张大嫂回到高营村,先是找到村干部。村干部说,你想办低保,其他人占着名额呢,有几十口子低保。一个萝卜一个坑,只能等有人死了,才能给你办。

村里让她到上面找。张大嫂天天去找。同村的高餐、邹强端家人,也跟着去找。

高餐和邹强端已走了一年了,家人试图像往常一样生活,该种葱就种葱,该种姜就种姜,但她们似乎已回不去从前。

邹强端的相框放到堂屋的桌子上,母亲时常捧着相框,脸贴着里面的儿子,摩挲着,呜咽自语。邹大嫂时常落泪,把自己不声不响关在屋子里,或者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奔跑起来,跑得跌倒了,就痛痛快快哭一场。

出事后,她没再出去打工,在家守着悲苦的父母孩子。家里每人只有六七分地,种葱,赔钱,种芫荽,也赔钱。在老家打工,最高工资只有1500元。

两个孩子就要开学了,上高二,光学费就是一笔钱。生活费和杂费两人一个月也得1000元。在老家的营生不够孩子们花的,老公的工亡赔偿到位了,但花一个少一个。

邹大嫂听说,有的地方照顾伤亡者,他们的孩子上学免交学费和生活费。她想为孩子争取同样的待遇,为年迈父母争取到低保。

三个苦命的女人找到县上,县里说符合条件办,但是没有人批,又让她们去找村里镇里,村里说,县里批了,就给办。

张大嫂在家呆了21天,硬是没有办成低保。张文良是退伍兵,张大嫂也去政府部门咨询。对方说,60岁以后,当一年兵有10块钱。张大嫂悲从中来: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60岁呢。

张家的情况并非孤例。出事的镇平老乡中,无一家办到低保。

在姜老庄村,姜典雷家景况更惨。姜父66岁,患气管炎,腰间盘突出;姜母70岁,患高血压,儿媳在三年前离婚走了,老两口带着五六岁的孙子孙女过活。张家五亩地包给人家种,一亩地收300块钱,赶上旱年,地就没人种。一家五口,就靠姜典雷出去打工。

姜典雷的遇难给了这个家毁灭性打击。事后,中荣厂一次性支付终止劳动关系及因工死亡赔偿81万余元。这个苦命的家庭仍为以后担忧。母亲怯怯地向乡亲打听:你看我们这样的,符合低保标准吧?

处境惨淡的并不仅仅是伤亡者家庭。

8月的一天,45岁的邹令冬在家里枯坐。寒门陋室,只有墙上的锦旗格外夺目,一面是镇平县颁发的“镇平儿女 河南骄傲”,一面是狄庄村颁发的“弘扬雷锋精神 义举感动中国”。昆山留给他的,除了成为英雄的荣耀,还有失业的痛苦和摆不脱的噩梦。事隔一年,一到晚上,他仍是做恶梦,看见那些着了火的人在地上翻滚呼救,醒来一身是汗。

打工者的晚景凄凉,在中国并非个案。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,由于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,年老体衰后往往无所依。据《中国工人》报道,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显示,2013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6894万人,外出农民工为16610万人,农民工早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。尽管近五年,农民工在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持续上升,但2013年他们参加五项保险者仅为15.7%、28.5%、17.6%、9.1%和6.6%。能够被社会保险制度惠及的农民工还是少数,而且不少企业都是按最低标准为其缴纳社保费用,他们未来生活保障水平之低可想而知。

工伤鉴定风波

2015年10月,昆山康复医院的九楼装修好了。住在八楼的伤员搬进新家,无锡、苏州的各个医院也陆续有伤员搬回来。

10月20日,张文良从苏大附二院回到昆山。11月中旬,他在昆山一院做了眼皮手术。

刘箭建回来时,九楼已住满,他搬到了十楼。康复医院的康复器材,争先恐后的锻炼气氛,让家人很是高兴:“这边锻炼得好”。这时,刘箭建仍不能走,天天都在矫正脚。一个月前,他在苏州做了腋窝手术,裆部粘连也需要做手术,但没有皮。

10月底,山东人郭振坤出院了。他烧伤面积50%,是康复医院受伤较轻者。此后,他和各地出院的十五六名工友做了工伤鉴定,他被定为八级伤残。11月初,在办好各项赔偿后回到了老家。

悲苦之中的康复医院,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。

这时,在河南南阳,庞晓彬仍是每天锻炼,为小腿长水泡烦心,水泡一破就要形成创面。刘峰也在为毛囊炎苦恼,毛囊里天天流脓,他想着年后回昆山去做手术。

至2015年12月,苏锡两地的伤员全部回到昆山,昆山康复医院住了六十人左右,昆山一院收治七八人。

12月初,伤员们接到工作组通知,要求在两周之内统一去做工伤鉴定。这时,伤员们有的尚不能走路,有的还在接受手术。“死活还没定,就去做鉴定?”他们很不理解。

伤员们向财新记者介绍,工作组称,工伤鉴定与康复治疗不冲突,做完鉴定以后,照常治疗;鉴定之后,伤残等级达到五级至十级的,一次性赔偿解决问题;一到四级的病人,继续留下治疗,每月领取原工资的90%。

有伤员推测,政府此举,是想减轻财政负担与责任。为救治伤员,昆山方面每天都要花费巨额费用,对于伤员也一直支付工资。

但伤员和家属们对于工伤鉴定心存顾虑:一到四级伤残的伤员,以后怎么安顿,都还不知道。政府也可能是在统计人数,再进行相关规划,但他们担心鉴定以后治疗会生出变故,一些费用不能报销。

伤员们多是家里的顶梁柱,一人出事,家里如塌半边天。出事之初,生死茫茫,家属们往往举家前来寻亲;此后,亲友往来探望护理,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用,每家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,对于打工者来说,这笔钱不是小数目。

在后期护理阶段,家属们也是付出甚多。伤员们伤势之重,让人难以想象,往往一人受伤,数个亲人长期放弃工作,赶来陪护,由此产生家属的误工费。

家属在护理伤员期间,昆山方面提供一定的费用。在苏锡等地,工作组一般安排家属住宾馆,并提供一定的伙食费。回到昆山后,工作组给每家家属每天发护理费150元,生活费50元,租房费100元,伤员的生活费60元。

让家属们忧心的是,误工费从没发过,交通费也没报销过。他们担心鉴定之后,这两笔钱拿不到,也担心以后发给家属的护理费会减少。他们要求在工伤鉴定之前,把两种费用先解决了,但未获回应。

2015年12月14日上午,数十个伤员和家属去昆山市政府上访,在遭遇几个部门踢皮球之后,堵在市政府前的十字路口。昆山出动特警处置,把伤员抬到草坪上。参与上访的家属告诉财新记者,冲突中,“有数名伤员当场晕倒,也有家属受伤”。至下午三四点,伤员们被用救护车拉回医院,进行输液。另有十余家属被警方带走,晚上六七点放回。

此后,伤员们的统一工伤鉴定一度暂停。

离不开的昆山

伤员们还在昆山煎熬,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,昆山也是痛苦之地。它像一道魔咒,让人又爱又怕,又难以摆脱。

离开昆山后,宋成强在老家呆了近一年,唯一的收获,是他在昆山累坏的腰好多了,似乎又能出去打工了。

不去打工又能怎么办?据镇平网报道,截至2014年10月31日,镇平外出打工者已达15.8万人,年创收入30亿元。

2015年8月,经朋友介绍,宋成强和雷红伟来到无锡东郊的一家工厂,这里地偏路远,人烟稀少。晚上下班了,他们在马路上走,只有货车不时呼啸而过。掏出手机,不知道打给谁。昔日老友都不见了,连昆山也远在数十公里外了。

干了半个月,时近9月,儿子要开学了,雷红伟只能又回到昆山。儿子生于昆山长于昆山,上学也在昆山,转学并不方便。

昆山的形势仍是不好,大部分厂子工资降低,也不大招工。雷红伟找不到工作,只能去干临时工,一天挣百十块钱。

在离开昆山两年之后,宋长兴也回来了。在老家的病床上,他因祸得福,躲过了那一场大爆炸。当初听到噩耗时,本来就喘不上气的他,惊得张大了嘴,大口大口地吸气。

儿子当兵复员后,又去了昆山打工。儿子说,在家也干不成活,到这里来吧,你和妈过来卖包子。

2014年底,宋长兴夫妇又回到昆山,和儿子儿媳住在中荣厂附近小区。宋家去过善后指挥部反映尘肺病的情况,对方称,你们以前已处理好了。

但宋长兴的身体仍不好,没钱住院,只是天天吃药,一天吃六七种,一天不吃药,隔两天就会吐血。药方是昆山一院开的,但在昆山买药太贵,他让闺女在老家买药,够一个月用的,就托人捎过来。

年近50岁,又重病缠身,宋长兴已难以打工,夫妇俩只能按照儿子的意思卖起了包子。每天下午五点多,夫妇俩推车出门,在小区门口摆开摊子。200个包子,一笼笼放着,有芹菜、香菇、豆腐、粉丝、梅干菜、萝卜丝、豆沙和韭菜馅的。至凌晨一点多,差不多卖完了,就回家包包子。早晨6点多,再出来卖,一般八九点钟卖完。之后,是买菜,午休,切菜,包包子,蒸包子……

包子卖了没多久,宋长兴已不堪劳累,不时要去输液。至2015年冬天,姜克云和儿媳还在卖包子,为他赚取医药费。

在她们南面一两公里处,那个无数人献出青春乃至生命的中荣厂,已是杂草丛生。它所在的昆山开发区,和背后的长三角经济重镇苏州,也已步入了冬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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