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篇

 

艰难的康复

 

昆山中荣厂爆炸发生后的善后工作，与27年前的哈尔滨亚麻厂爆炸已经大相径庭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当年为安置伤员，哈尔滨亚麻厂在百日内建起两栋安置楼，并成立安抚办以解决诉求。由于多数女工在烧伤时尚未结婚，为帮她们组建家庭，工厂开出优厚条件——凡跟烧伤女工结婚的可解决城市户口，并在厂里安排工作。对于极重伤者，厂里安排住院治疗至今。2009年，亚麻厂改制，昔日国营单位已不存在，伤员们由当地政府财政继续支付“工资”。

       据国务院调查报告，昆山爆炸事件当天造成75人死亡、185人受伤；事发后30日内，死亡人数增加到97人。至2014年12月31日，经抢救无效又陆续死亡49人，共死亡146人，尚有95人在医院治疗。

昆山市卫计委2014年工作报告称，事故发生后，该委全力做好伤员的后续救治。借鉴哈尔滨等地经验，提出了多种伤员后续治疗方案，正在加快昆山集中医疗救治点的建设，为伤员的集中治疗积极创造条件。

位于昆山市区以北十公里周市镇内的昆山市康复医院，进入了卫计委的视野。该院成立于2008年12月，是苏州地区唯一的公立康复医院，也是昆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、昆山市职业健康体检中心所在地。

该院官网称，医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康复医学和康复治疗专业技术团队，配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0余人，其中专业康复治疗师30余人。

从2014年底，数十名恢复较好的“昆山伤员”，陆续从无锡、苏州、南通、南京、上海等地接回康复医院，进行集中康复。

 

 

“我是交圈的，你还记得不？”

 

 

段成明是2015年4月转到康复医院的。

4月里，江南春光明媚，一片生机。然而对于身处疤痕期的伤员来说，“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”。窗外莺飞草长，他们的身上却是疤痕疯长。疤痕在冬天已是奇痒难忍，天气的转热无疑火上浇油。

康复医院的8楼，41张床位，很快就住满了烧伤病人。仲春的上午，有人在走廊里像做操一样伸展手脚，仿佛新生儿在试验腿脚的灵敏度。他们的身体紧紧箍着泥土色的紧身衣，头上戴着泥土色的头套，像魔幻世界的人物。

这种紧身衣，他们要穿好几年，上身要穿，下身也要穿，一直穿到疤痕不再生长。紧身衣的作用在于约束疤痕，穿上它好像有很多手在按着疤痕。刚穿上时燥热难当，等穿习惯了，再一脱，浑身就痒，因为疤痕又反弹回来了。

头套的作用也是如此，不戴头套，脸上的疤痕也是疯长。

走廊两边的病房里，伤员们或坐或躺，或疤痕横生，面目全非，或戴着头套，仅露口眼鼻，莫辨男女。

段成明搬进病房时，里面已住了一个人，大高个，头上烧得一点头发都没了，右眼只剩下一条缝。身上满是红褐色疤痕，就肚子、大腿烧得浅一些。

互相并不认识，说着话，声音却有些熟。段成明猛地想起来了：我是交圈的，你还记得不？对方也反应过来了：你是山东的吧？

交圈是轮圈抛光的最后工序，一般挑选干活快的，把前面工序残留的毛病修好，交品检验收。在D线，段成明负责交轮圈，身边挨着河南人宋海兵。

爆炸时，车间一楼死伤惨重，据伤员们初步统计，一楼九十多人只剩下十几人，8个人的D线只剩三人，段成明和宋海兵因靠近门口才得以跑出来。一场劫难后，他们没想到还能重逢，重逢又是对面不相识。

宋海兵在无锡三院治疗，早回来一星期，他头部伤重，腿站不稳，但手基本没事，胳膊也好。初来时，他的胳膊还够不到嘴，慢慢练着练着，就能自己吃饭了。

只是宋海兵的心理还没走出阴影，一聊天，就掉泪。段成明劝他，你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老婆还好好的。

段成明不敢想自己的情况。在隔壁病房，他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媳妇。李澄澄也是在4月由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转来的。

见了以后，段成明天天掉泪，他想不到媳妇会烧成那样。最愁的是没法照顾她，自己手烧得不成样子，胳膊不能打弯，吃饭都够不到嘴里。

从前，段成明喜欢唱歌，哼哼哈哈地唱。转到昆山，苦闷时，也想唱两句，家人不让他唱，说唱啥的歌呢，都烧成这样了，你还乐个啥？段成明说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不是乐，唱个歌，能心里舒服些。

有一个月，段成明看着窗外，真想跳下去。“从楼上跳下去，啪的一下，一点也不疼。”他想着。

在中荣厂打工的苦命夫妻，并不止他们两个。苏北张永鹏夫妇，老婆遇难；山东吉信斌夫妇，老婆遇难；河南董哲夫妇，老婆遇难；甘肃任得金鲁红芳夫妇，老公遇难；安徽刘子山董翠萍夫妇，都不在了……

还有一家数口遇难的。江苏人孙明娟，带着儿子、外甥、外甥媳妇以及侄媳在厂里打工，外甥和侄媳遇难。淮北人徐勋梅也是一家五口在厂里，她和弟弟、儿子受重伤，三妹徐勋芳、弟妹王生艳遇难……

段成明有时去老乡郭振坤的房间串门，无比羡慕他们夫妻。仲春的中午，郭振坤和老婆在吃饭，床上的滑板上，放着两只大碗，盛着菜和馒头。

段成明走进来了，头部像雷火轰过的树干，两眼通红。

“还是这种吃饭有气氛。”他开着玩笑，声音很爽朗地，从疤痕围着的嘴里发出来。

“不想开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对老乡说，“他们两口子可好了，原来都在中荣打工，后来她走了，不像我们两口子……”

“我要是有一只手能动，也好啊。”他站在那里，两手低垂着，右手如焦炭，像在泥土里爬挠过；左手手指似乎还能动。

     内心悲苦之外，他身上也痛痒。经常睡到凌晨两三点就醒了。尿频，睡一会就得上厕所。他说可能是导尿管插的，昏迷了四个月，也插了四个月的导尿管。

 

记忆中遥远的春天

 

当一些伤员转到昆山进行康复治疗时，仍有近半数重伤员，留在外地继续治疗。

2015年4月的一天，在无锡三院，50岁的刘玉芹在走廊里练习走路，两手垂着，残损不全，头上戴着头套，只露出眼口鼻。

据《中国中医药报》报道，当初送到无锡三院的伤员中，危重伤员35人，其中34人烧伤面积>90％，16人烧伤面积≥99％，烧伤程度均为Ⅱ°-深Ⅲ°，入院时生命垂危。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，截至4月，救治成功率达77.14%，远超国内有文献记载的救治成功率（国内数据：烧伤面积>70%，深Ⅲ°>30%，救治成功率低于61.11%)。收治伤员中死亡8人，其中休克期死亡3人，感染期死亡5人，死亡率22%，也远远低于国际公认标准。

幸存者中，十多人转至昆山，这里还剩下9人，包括烧伤95%的刘玉芹和烧伤99%的韩鹏。

住院半年多，刘玉芹身上仍有伤口，手不能动，晚上也睡不好。每天锻炼着，有时走一阵子，就哭一阵子。

这一天，刘玉芹从老乡那里听到工友武永光的消息，又惊又喜。他们在2J线上，合作了好几年。出事时，她先往外跑，武永光还在那里站着。七个人的2J线只剩下三人，她一度以为武永光也没了。

老乡拨通武永光的电话，放在刘玉芹的耳边，她嘴唇有些抖：

“武永光，哎呀，我的天，你看看咱这……我反正也行，走着也能走，也能爬几层楼梯，你能自己吃饭了吗？多锻炼，多吃饭。我一和你说话，眼泪都咕嘟咕嘟往下流……

“咱那线上，还有谁？张志香呢？年轻的那俩都不在了？我一听说俺老乡跟武永光见面了，心里猛一亮。我也恢复得不很好，这边有一批人转到昆山去了。我还有伤口，没有走。你走路走得好吧？一听说武永光还在，我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嗯，嗯，嗯。好好锻炼。武永光,咱还有机会见面。到昆山了，还能见面。武永光，我的泪咕嘟咕嘟往下流……”

在另一间病房里，25岁的韩鹏躺在床上。从早上8点，他就开始换药，到10点半还没换完。父亲在给他穿紧身衣，一个钩子一个钩子地扣上。

他的脸坑坑洼洼，自头部至小腿几无完肤，红褐色的疤痕触目惊心，只有一双脚光洁完整，脚趾一动一动的。

出事那天，他穿着皮鞋。长这么大就买过一双皮鞋，是一年前在老家时看到朋友买鞋，也跟着买了一双，意尔康，打完折还要300多元。买了以后，又不喜欢穿。在中荣上班时，车间脏，每天都要刷鞋，皮鞋随便擦擦就行了，他就穿上了皮鞋。这双意尔康为他保住了脚，保留了全身1%的面积。

4月份，在苏州解放军100医院，烧伤整形科所在的三楼，伤员们每天都在锻炼。这里还剩下七人，治疗中死了三个。

河北人郝彦丰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从凳子上站起，再坐下，练习膝关节。他赤着上身，从头到腰也是几无完肤，红褐色的皮肤疙里疙瘩。父母围坐在一起，热切地看着他，像看着一个婴孩学习人生的技能。

练完膝关节，他又开始练习走路。父亲跟在身旁，他慢慢抬起一只脚，放下，再抬起另一只脚，两只脚呈外八字，慢慢向前移动。走廊另一头，一个为妈妈举着吊瓶的小姑娘，一时惊到了。

    在苏大附一院，烧伤科1号病房还住着六个昆山伤员。烧伤98%的刘箭建躺在病床上，身上盖着薄被，似乎浑身上下只有眼是好的。红褐色从脖颈一直没入被子里，靠近脖颈处一块黑痕，让人不敢多看。耷拉在床边的右手，五指短了一截。脚伸出了被子，是黑褐色的，左脚脚背鼓了起来。

妻子戴着塑料手套，把他的左腿抬起，放下，抬起，放下。他的小腿干瘦如柴，每天都要这样锻炼。

突然，病房最里面，骤起一阵嚎叫声，不似人声，“我的娘来，哎呦，我的姐来”。一时满室寂静。大家面无表情，只有一人抬眼看了看。

锻炼过后，刘箭建说想看电视。“你是看到第八集了吗？”妻子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手机搜寻节目，用夹子把手机夹在床边，调好角度。刘箭建专心看起来了，那是电视剧《记忆中遥远的春天》。

 

在医院爬楼锻炼的人

 

庞晓彬终于回到了老家。

在常州二院，他做梦时都想着回家。2015年3月14日，在昆山市善后指挥部的联系下，他转到了南阳市的南石医院。

劫后归来，看着街上的烩面馆，听着满耳朵的河南话，庞晓彬高兴坏了。“这里离家近些，想回去了就请假回去，住一晚上再回来。心情好了，恢复得就快。”他说。

在南石医院，他和老乡文化满、刘峰相依为命。

文化满是2015年2月13日回来的。出事后，文家子女都回到了镇平，儿媳没了，撇下两个孙子。“小孩要上学了，不能耽误，耽误一年就把一生耽误了。”他想着回到南阳，家人也能抽空回家照顾下孩子。

刘峰3月1日也回来了。他是苏州市立医院东区第二个出院的。2014年9月25日，烧伤30%的工友钟启秀第一个出院时，他眼巴巴地看着，医院的主任说，不要看了，马上就轮到你了，你再等一个月就能走了。这一等又等了半年。

回到南阳时，他们的伤并未痊愈。

文化满烧伤70%，胳膊上伤重，身上疤痕疯长，皮肤硬，摁都摁不动。坐久了，腿上难受。每天抹药，伸腿，走路，不走路腿就麻木。

刘峰烧伤50%，嘴唇烧伤厉害，水果不切成小块就咬不住，吃馒头也要掰碎了一点点塞；胡子外面的皮烧皱了，长不出胡子来，发炎感染，毛囊也需要做手术。但医生说，现在不能做手术，最起码过了疤痕增生期。而疤痕的增生，一年之内是高峰，三年之后还会有。

医生还说，两年之内，身上还会有创面。刘峰的胳膊上时有水泡生出，过几天，里面都是脓。一靠在墙上，胳膊难受，像针在往外扎。

三人中，庞晓彬伤势最重，烧伤90%。身上疤厚皮紧，一动就像针扎一样。眼睛看不清楚，看着看着，就模糊了。腿是硬的，手指弯不了，十根手指，或指头截去，或肌腱损伤，握不住东西。

有时，锻炼一阵子，他能用勺子把饭送到嘴里了，但停上半小时就又够不到嘴了。吃饭时，下嘴唇是硬的，兜不住，饭往下掉。他用了一个多月，才能自己把饭吃到嘴里。

三人都睡不好，12点以前睡不着，早晨5点就醒了，别人大声讲话都会惊着，还做噩梦。

南石医院里也有康复室，他们去看过，里面全是老人家。他们决定自己锻炼，每天爬楼梯。烧伤科在10楼，他们一天上五趟，下五趟。

每天早上5点多，他们就外出锻炼。出了医院如囚鸟出笼，有时往东走，往市里走，市里人多车多，他们更喜欢往西去，向野外走。穿过村子、绿树、人家，一路尘土飞扬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有着他们熟悉的农村味道。

走上一条新马路，看看人家打羽毛球，再往前走，就到了大桥上。车子一辆一辆呼啸而过，运河在桥下缓缓流淌，他们看一阵子，感觉心情好了很多。

有时兴致高了，他们会去河对岸，看看那边的蒙古包。下雨了，就打伞出来。傍晚时也出去。

起初，他们走不远，两三里地就走不动了，渐渐能走个五六里地。但不能走得太急，一出汗，浑身都痒。

刚开始，他们走在路上，路人乱看，如看动物。庞晓彬有几回一坐车，周边都空了。刘峰出门都戴着口罩，时间长了，干脆口罩也不戴了。

 

故乡的哀声

 

2015年4月，当庞晓彬们忙着康复锻炼时，中荣厂的幸存老乡们在为生计奔波。

与重伤员相比，仅受轻伤的雷红伟是幸运的。当初大批伤员转院之后，他和三个轻伤员留在昆山中医院。四个人天天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爆炸现场：有人露着肠子，有人头没了……

2014年8月14日，雷红伟出院了。昆山市人社局下发的工伤认定决定称，经昆山中医院诊断，雷红伟呼吸道吸入损伤，左鼓膜穿孔，右掌部擦伤。

出院时，工友们已星流云散。爆炸发生后，中荣厂尚余工人数百人，政府安排他们体检，并按工作年限由厂方发放离厂工资，每工作一年赔偿一个月的平均工资；此后，为工人们举行企业招聘会，安排再就业。

工人们渐渐走光了，中荣厂门前白茫茫一片空地，只有大门旁放着一只铁桶，供遇难者家属前来烧纸祭拜。

遇难者的赔偿工作早已开始推进。赔偿包括工亡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丧葬费等，根据年龄、抚养人与被抚养人情况，每人赔偿金额不一，低者不到100万元，高者100多万元。

陕西人伍先会遇难，据《华商报》报道，家属拿到101万元，包括死亡赔偿金51万元、伍母赡养费24万元、丧葬费15.6万元、误工补贴等，以及伍先会的工资、奖金、家属路费等。河南人姜典雷遇难，家人拿到81.9万元，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.91万元，丧葬补助金30708元，父母的供养亲属抚恤金24.4万元，未结工资5118元。另外，姜典雷年仅五六岁的两个孩子，各按月领取1535元。

对于受伤员工，中荣厂照常支付工资，直至工伤鉴定。之后，发放离厂赔偿和受伤赔偿。

出院后，雷红伟去南通看望嫂子刘金花，去常州看岳父文化满，又到上海去看领导许涛，医生说许涛烧伤95%，一直高烧，也清醒过，但说不出话，似乎内脏震坏了。9月底许涛就没了，在医院活了50天。

雷红伟又去无锡看好友张永鹏。张永鹏靠着墙，只有一只脚能站地，另一只脚变形了，两人抱头大哭。又去南京看好友邱茂梁，邱茂梁耳朵没了，脸上疙疙瘩瘩，饭吃着流着，手揪在一起。

去一次医院，雷红伟半个月睡不着，想起以前和朋友在一起，那些场景历历在目。

出事之后，宋成强回到了宋小庄。故乡一片哀声。他到家的第二天，本家叔叔宋付德的骨灰拉回来了。宋付德在出事后一星期就不行了，亲人在火葬场才见到他。他拉回来后，母亲几天不吃不睡，整夜坐着。

高营村高餐的骨灰也拉回来了。他事发当天就没了，前几年，他们还一起在平巷租过房子。

狄庄的谭海彦拉回来了。当时亲人在现场就没找到她。

许桥的刘金花拉回来了。阴历七月初九到家，她是回民，请了阿訇做仪式，葬在村外的玉米地里。

姜老庄的姜典雷拉回来了。母亲大哭，一只耳朵竟聋了，晚上要念佛才能睡着。

张林镇的郑丰文拉回来了。宋成强当时还看见他跑出车间，坐在地上，他在医院里也没呆多久。

鄂营的许涛也拉回来了。这位镇平打工者的带头大哥，也是宋成强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上学就在一起，打工还在一起。年后，许涛的父亲也走了。老人患癌症多年，全靠许涛挣钱给他做手术续命。

那些人说没就没了。宋成强躲在家里，心里空空的。一切物非人非，甚至眼前的宋小庄也不是从前的宋小庄了。这些年，有的人家搬去公路边上，有的搬去县城，村里日渐衰败，想找个熟人都找不到。大家都是为了生存，四处奔波，即使还在家的人，已经玩不到一起了。

在爆炸后拉着板车救人，被公众赞为“板车哥”的邹令冬，也回到了老家狄庄。四邻八乡都知道他在昆山救人，赞他是英雄，但回来后，邹令冬面临的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。两个孩子刚上初中，一个星期要花两百块，几张嘴在等着他来喂。在家呆了没多久，2014年10月初，他又回到了昆山。

然而，仅仅过了两个月，昆山似乎已把他淡忘了。找了一个多月工作，处处不如意。有的工厂待遇差，有的位置偏。经历过爆炸事件后，他对工作环境格外注意，看了几家厂，一见到粉尘就害怕。他说，不能拿生命开玩笑。

这时，雷红伟还在昆山漂着，也没找到工作。他们只能打着零工，有时和幸存的工友聚一聚，互相鼓励。

2014年11月，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生存困境。昆山市工会系统急了，天天给邹令冬打电话，他因而时来运转，被安排进了一家日企。

雷红伟则在11月底回了镇平。在昆山12年，两耳不闻厂外事，刚一回到老家，他蒙蒙的，感觉到了一个陌生地方。多年不归，宋小庄的老屋已塌了，唯一的叔叔也在昆山打工。在故乡，他似乎无家可归，只得去了县城的姨妈家。

宋成强在老家种葱。这一年行情不好，葱便宜，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，葱拔拔就扔掉了，后来就直接犁到地里去了。不仅大葱，地里出的一切似乎都不值钱，七八十岁的杨树，那么粗，也就卖几十块钱。

家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不出去打工就没钱养家。2015年正月二十，宋成强就去了宁波找工作，一无所获，只能又回到昆山，尽管爆炸时留下的阴影仍在。

2015年，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空前的危机，出口萎缩，内需不足。在国际上，中国制造业正腹背受敌，一方面低成本优势丧失，难以应对东南亚国家的挑战，中低端制造业外流；另一方面，金融危机以后，欧美国家倡导再工业化，向高端制造业领域迈进，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受阻击。而自2014年起，制造企业的倒闭潮就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蔓延。

宋成强在昆山呆了一个多月，仍没找到活。感觉着形势一天不如一天。平巷周边的几家工厂，以前是经常性招人，2015年春节以来竟然没有挂过招聘启事。日企牧田公司往年工资有4000多块，现在只有3000多块钱。

找工作的人也多，这个厂，你今天不想进，明天就招满了，而且人家只要年轻的。年近40岁的宋成强处处碰壁。他去一家家俱厂面试，木屑也有粉尘爆炸的危险，他已顾不得了。那个厂过去属于烂厂，但面试了两次，人家不要，说他岁数大，又没干过。也有工厂听说是中荣厂的人就不要。

快“五一”了，宋成强又回到了镇平。过了些天，在日企打工的邹令冬也回来了。在日企半年多，他因此前的救人在社会上收获一系列荣誉，2015年5月，他被评为感动河南2014十大网络人物。他向厂里请假去领奖。但现实仍是残酷的，后来厂里借故不要他了。

雷红伟在镇平住了几个月，又回到了昆山。2015年3月26日，他的工伤鉴定有结果了。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发出鉴定结论通知，称雷红伟伤残等级不达级。

雷红伟有些意外。一起去的孙明娟评上了伤残十级。在昆山中医院时，他受伤比她还严重些。直到现在，左耳仍是嗡嗡响，用耳机听音乐时，左边不能放，感觉里面有一股气被堵住了。

2015年4月2日，他向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，仍是没有评上。此后，他又两次自费去南京做鉴定。跑了好几家医院，花了两三千块，等了好几个月，仍没有评上伤残等级。

他还记得，第一次去南京时，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一位曹姓老医生说，你的鼓膜没长好。雷红伟说，他们说长好了。老医生说，我能骗你吗？没长好就是没长好，就要做手术。雷红伟说我也看不到，只是感觉里面嗡嗡响。

雷红伟失望了，他担心以后找工作会有麻烦。正常的工厂，体检时都要测听力，稍有不正常，就不要了。

 

昆山一院的悲伤

 

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，康复是漫长的，几乎每人都需要做多次后续手术。住在昆山康复医院的伤员，要做手术了，就转至昆山一院。

2015年7月，段成明转到昆山一院，做眼皮手术。

出事时，火扑面窜过来，段成明下意识地闭上了眼，但眼皮还是烧得很重，眼睛后来是红的，一会眼屎就糊一眼，睡觉时也闭不上。

在昆山一院，医生从肚子上取皮，为他植了眼皮，慢慢地，他睡觉时能闭上眼了，虽然还漏一点光。

7月初，李澄澄也被送来做手术。经过两次大手术，把粘连的腋窝打开了。她的两只手都截了指，右手烧成了一块，没了手的形状，只能弯曲着；左手就剩下大拇指，从一团肉中分出来，能夹着勺子，但胳膊弯还拉不动。

全身的疤痕往上长，长到哪里，哪里痒痒。一天到晚地挠。挠挠它就褪皮，两天褪一层。褪了一层，长出新皮，又痒痒。她说，真是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 

晚上睡觉，一个多小时醒一回，不是上厕所，就是挠痒痒。后来也不分黑夜白天，困了就睡。

彼时的昆山一院，住了九个烧伤病人，李澄澄并不是最重的。在医院的一号病房，住着陕西人任美转。这个27岁的姑娘，眼睛看不清，腿不能动，脖子、下巴烧在一起，整天瘸着，低着头。

任美转能活下来已是不易。出事后，她在常州治疗，据参与救助的广州中山一院专家回忆，任是三度烧伤，烧伤面积达97%，在医护人员日夜努力下，终于熬过了休克以及呼衰、心衰与溶血，血压开始平稳，呼吸开始好转，2014年8月7日，专家们为她进行了第一次手术。手术后，心理医生特地为她做了心理辅导。

在昆山一院，任美转还是接受不了现实，说哭就哭，说闹就闹。病友们说，她一天哭三次都算没哭。因为心情不好，她植的皮成活率也不高。

在服务台对面的房间，住着河南人黄江玺，烧伤面积近100%，工友们说他当时头部都烧得露骨头了，肺里还落下毛病。一天，他突然喘不过气来，憋得浑身乱抖。医生们赶来，又是输氧，又是打针，抢救了半个多小时，他才稳定下来。

尽管事发已近一年，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，死亡的威胁似乎从未远离。

工友们听说，2015年5月，还有一个商丘老乡在另外一家医院走了。她血管破裂，一直不能吃饭，不能说话。亲人在旁边讲话，她也知道，只是流泪。罪没少受，也没活下来。

山东人李芳，是在2015年6月走的，6月15日火化。她在苏州市立医院东区，醒来得还早，但后来又感染了……

昆山一院是忙碌的。一批伤员来了，做完手术，休息几天，又回康复医院去了。然后，另一批伤员又来了。

这个医院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悲伤。

 

艰难的康复

 

2015年 8月12日，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。这个消息像爆炸冲击波一样，迅速传到了苏州、无锡的医院里，让烧伤病人们心里一紧。

“去年8月2日，今年8月12日。”噩耗也让他们意识到，昆山爆炸已过去了一年，他们仍在艰难的康复中。

一年多了，张文良身上的伤口还没好。当初，他跑出车间时，身上还有衣服，工友们觉得他应该受伤轻些，没想到他成了苏大附二院伤势最重的。

整整一年了，他的头上还包着纱布，像陕北农民头上扎的白毛巾，纱布下是坑坑洼洼的脸，眼睛红色，嘴巴有点歪。上身用绷带扎着，直至腹部，腿上也都是绷带。手指弯曲着，不能伸直。

张文良的头部有创口，脖子上有“洞”，身上、腿上都有创口。创口恢复缓慢，好了又烂，疼得很，晚上要打止痛针才能睡着。

创口两天要换一次药。身上的疤痕，则是每天都要抹药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妻子伺候着他，先把皮肤洗洗，再一张一张贴面膜以软化皮肤，脸上也贴，身上也贴，180元一盒的面膜，得贴几十张，五六盒都不够。面膜贴上去，半小时后，再一张一张取下来，洗洗皮肤，再抹疤痕药。300元一盒的疤痕药膏，主要用于抑制增生性疤痕。一天要抹几次，痒了就得抹。

一天又一天，药抹在身上，似乎没效果。疤痕还是增生，厚厚的一层，一会这里痒痒，一会那里痒痒，抠也抠不完，一层层褪皮。

最让他恼火的，还是胳膊和手。两只手都不能弯，胳膊硬邦邦的，弯不过来，需要动手术；两边腋下粘连着，也需要做手术。6月，家人请求给他做手术，找了好多次医生，几个月过去了，还没做上手术。

武永光也住在这里，伤口也没完全好，左脸还要补皮。右手臂上，累累疤痕间，有一个坑。左肩还是抬不起来，皮收缩，拉得紧。每天都锻炼，但感觉胳膊还是老样子。

在解放军100医院，王长会身上的创伤也还没有好。他赤着上身，红色疤痕连成一片，夹杂着黑色的坑，硬如盔甲。

肩膀上斜缠着白色绷带，40多天前，他做了腋下手术，还没长好。他说还需要做很多手术，主要是没有皮，做不了。腋下植的皮取自头皮。有人头上能取六七次皮，十来天就长好了，他的头皮没取几次，到现在还没长好。

他的右手有一段烧成棍状，灰黑色的五指叉开，摸上去冰凉。左手手指缩在一起，弯曲着，勉强能活动。

100医院没有紧身衣，伤员们多次要求穿紧身衣，一直没发。于是，他们在病房里，终日赤着上身，一身红褐色疤痕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在苏大附一院，8月里，刘箭建仍不会走路，屁股上的创口还没愈合。两手截去了五根手指，左手手指烧秃了，腋窝仍粘连着。右腿有一段像干柴，肌肉被烧去，脚踝鼓起一块，发生错位，走路时，只能脚尖着地。病房里还剩下四个烧伤病人，只有一人能走路，其余三人的脚都变形了。

很多时间，他和病友们只能在床上锻炼，赤着半身疤痕，脚上垫着枕头，脚抬起，放下；或者指挥着父亲挠痒痒，“往里点”，“往下一点”。声音细若婴孩。

8月的无锡三院，又一批人回昆山了，只剩下三人。张永鹏两脚已变形，每天只能靠在墙上站站，两只胳膊伸开，手搁在架子上，如十字架上的受难者。

刘玉芹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，指头蜷缩着，握都握不动。有时在锻炼时，胳膊疼得哭，心里难受时，也哭。

一年过去了，韩鹏心头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，看到电视里的爆炸场面，就难受。阴雨天，外面打雷，也担心：雷会不会劈着屋子，烧着我。

那一天，他和刘玉芹在锻炼室里，外面下雨了，他走向窗口，一道闪电划过，他一惊。这时，有人按亮了房间的灯，灯一亮，红光从头顶落下，像从前在车间里一样，刘玉芹吓得尖叫，蹦跳起来，韩鹏后退几步，转身就要跑。

韩鹏想早点回昆山，动了几次手术，就耽误下来了。而在昆山康复医院，9楼正在装修，准备接纳还在外地的伤员。

相对于外地医院伤员康复锻炼时无人管的状态，昆山康复医院要好得多。8楼有四个活动室，配有各种锻炼器材。

每天上午，伤员们都去活动室。一个活动室10个人，有锻炼胳膊的，有锻炼腿的，有蹬车的，有做电疗的，有做绳操的。活动室一周开放五天，周六周日，他们就自己锻炼。

每到傍晚，吃完饭，伤员们纷纷下楼溜达。医院周边的马路上，稻田间，不时可见穿紧身衣、带头套者出没，有时会让人耸然一惊。

李澄澄回到康复医院时，心里急得不得了。在昆山一院做手术时，身边都是重伤员，自己算好的；一到康复医院，看到人家能蹦能跳，心里就着急。

康复医院的伤员们，似乎在展开一场锻炼竞赛，像他们从前在车间干活一样。然而，康复不是那么容易。

7月22日，做完眼皮手术，段成明回到康复医院，就开始发烧，到晚上，一量体温，都快39度了。

医生查CT，肺部、心脏没检查出问题，吃药也不管用。姐姐用毛巾包着冰，放在段成明腋下降温。医生叮嘱要多喝水。他一天喝两壶水。喝了水，疤痕密布的身体，只有头上能冒汗，烧伤较轻的脖子处出汗，整夜整夜地出汗，湿透了床单。

感冒引发连锁反应，一发烧，头上的创口就破开了，由点到面，开始往外扩。他身上的皮薄得很，一碰就破了，几个月前下床碰破了皮肤，一点点伤，几个月不愈合。

每天，段成明躺在床上，坑坑洼洼的头上，有的地方长出了头发，像沙漠中的一小块绿洲。绿洲周边，一小块一小块地贴着发皱的胶布。脑门后面的头发是乱长的，似乎是从毛囊里倒着长，一枕枕头，往里一压，就把头皮戳破了，血从毛囊里淌出来。

感冒了一个多星期，到了8月，段成明才慢慢好了。眼睛做了手术后，渐渐能看会书了，虽然眼睛还是红的，眼屎还是很多。

他躺在床上，背后枕着高高的枕头，腿弓起来，肚子上放着笔记本电脑，用手心移动着鼠标。鼠标上，他的手指弯曲着，覆着一层硬壳，手冰凉，发黑，手筋紧得很，手指间粘连着，仅一根手指还有指甲盖。

他从网上下载玄幻小说，在谷歌地图上找自己的家：五间堂屋，三间配房，放杂物的小房，院子，门口的路，院后的树。

有书看，段成明心情好了很多。他们夫妻是工友中不多的爱书人，他看过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等。不能看书的时候，他说整天憋得像疯子一样。

而身上的痛苦似乎并未减少。一天不锻炼，身上的疤痕就硬了。脸上也长疤痕，嘴被疤痕拉得不成样子。

但最让他苦恼的，还是胳膊。两只胳膊关节都硬了，不能打弯。锻炼时，他重点练胳膊，天天练，但似乎没进展。请护工来扳胳膊，扳一次，疼得几天不能动。有骨科大夫说，你这胳膊关节处粘连得很，要动手术切开。

腋下也需要做手术，但没有皮源。他感慨着，以后手术多着呢，得几年时间。

有时也感叹，烧伤太可怕了。就想起从前，原来身体好得很，一米八多的个子，一百八九十斤重，壮实得很。到了冬天，还光着脊梁，也不怕冷。

像其他伤员一样，他有时脾气大，一急起来，就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？好在发完火就好了。又想，已经这样了，精神不能倒，两口子都还活着，慢慢恢复吧，至少孩子还有爸爸妈妈。

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上面有六个姐姐。出事后，姐姐们一家一个月来看护。她们在附近村里，租了房子，每天做好饭，送过来。

 

 

“就苦了孩子了”

 

 

很多时候，伤员们忧心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康复。

暑假到了，医院的病房里，开始回荡起孩子的哭闹声。残酷的疗伤氛围里，有了一丝家庭的温情。

张文良、武永光的家人在病床旁搭了地铺，老人和孩子睡在上面。刘箭建的孩子住在附近宾馆里，每天妈妈带他去医院。

在无锡三院，韩鹏的儿子已在医院住了八九个月。孩子还不到两岁，一开始看到爸爸和伯伯们个个面目狰狞，被吓住了，晚上一直哭，睡不着。

      现在，韩鹏去锻炼室时，孩子也跟着去。韩鹏骑在一辆健身自行车上，锻炼腿脚。儿子也好奇地走来走去，看见车子就想往上爬。

“就苦了孩子了。”韩鹏说。

2015年8月，段成明的儿子也来了。他高兴坏了，每天锻炼得格外有劲。

还在苏州时，儿子就来看过他，一开始也是怕，不过就怕一会，听到他的说话声，一会就熟悉了，爸爸长爸爸短地叫着。

在昆山，每天早上，儿子爬到病床上，给他揭揭头上的小疙瘩，挑挑眼，还要跟他在床上睡一会。儿子被段成明描述的梦境吸引住了，问个不停：还有啥？还有啥？

段成明问儿子：爸爸还像以前那么帅吗？儿子说：以前也不帅。父子大笑。

儿子生活在姥姥家，和表弟一起上学。开了学，就要上四年级了。“孩子放假了，本来多好，带着俺儿到处去玩玩。”段成明看着儿子，不敢想未来，一想就不能活。

以前，段成明对生活很有想法。想着打工几年，开个小吃店，挣了钱，买辆大车跑运输。在中荣厂打工时，天天下班后，他就研究如何做小吃。

那时，两口子打工，月收入八九千，养家毫无问题。“刚醒时，还想着自己要养家，后来一看身上，我的天……”

两口子都烧成这样，以后该怎么办？父亲快80岁了，儿子才9岁。儿子以后会不会有自卑感？以后说媳妇了，人家一看爸爸妈妈那个样……

有时想着想着，段成明的眼泪又下来了。老婆的两手都截指，右手完全废了，左手就剩下大拇指，做完腋下手术，自己能夹个勺子，已不错了，但还是不能完全自理，需要人照顾。

“俺俩有一个稍微轻点的也行啊。俺这手，即使不能干活，能给她夹点吃的，穿个衣服什么的，也好啊。”他说。

李澄澄的工伤认定书已经下来了。认定书称，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粉尘爆炸灼伤95%，深II度—III度。

家人认为，95%的烧伤面积写少了。李澄澄记得，一次跟护士聊天时，护士说，你说是95%，你这哪里还有皮？100%了吧？

当时在医院初诊时，李澄澄尚未截指，这些在认定书上没有反映，她担心以后做工伤鉴定会不会受影响。病友们安慰她：工伤鉴定肯定得看实际情况，不只是看病历上写什么。

让她略感欣慰的是，出事后，山东鱼台老家给他们办了低保，只是一家四口，办了三个人的。

 

办不下来的低保

 

2015年8月，张文良的媳妇也回老家去办低保。 

住院一年多了，伤员们时常焦虑。身体并未康复，工伤鉴定不到时候，受伤这样重，以后怎么办？对于政府将做何种善后安排，他们并不知情。

听说昆山在某镇修建房子，供重伤员以后居住，他们去网上找，找不到任何消息。8月底，财新记者探访昆山市“8·2”事故善后指挥部，也遭婉拒。

在工伤鉴定之前，他们只是尽其可能，想抓住每一根救助的稻草，低保即是其一。

办低保并不容易。伤员中，有甘肃人办了，有山东人办了，但河南虞城人武永光没办下来。山东单县人刘玉芹想办低保，老家的干部也说不合乎要求。

张文良同样如此。张家三个孩子，长女15岁，读初中；次女11岁，上五年级；儿子6岁，上幼儿园。三个孩子上学，一个月就要几百块钱，年迈父母在家照顾他们，全靠夫妻俩外出打工挣钱。

2013年时，张文良的媳妇和儿子在昆山出过车祸。媳妇骨盆摔坏，儿子腿断了，花了十几万元，家里已是捉襟见肘，爆炸事件更让张家雪上加霜。

张大嫂回到高营村，先是找到村干部。村干部说，你想办低保，其他人占着名额呢，有几十口子低保。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只能等有人死了，才能给你办。

村里让她到上面找。张大嫂天天去找。同村的高餐、邹强端家人，也跟着去找。

高餐和邹强端已走了一年了，家人试图像往常一样生活，该种葱就种葱，该种姜就种姜，但她们似乎已回不去从前。

邹强端的相框放到堂屋的桌子上，母亲时常捧着相框，脸贴着里面的儿子，摩挲着，呜咽自语。邹大嫂时常落泪，把自己不声不响关在屋子里，或者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奔跑起来，跑得跌倒了，就痛痛快快哭一场。

出事后，她没再出去打工，在家守着悲苦的父母孩子。家里每人只有六七分地，种葱，赔钱，种芫荽，也赔钱。在老家打工，最高工资只有1500元。

两个孩子就要开学了，上高二，光学费就是一笔钱。生活费和杂费两人一个月也得1000元。在老家的营生不够孩子们花的，老公的工亡赔偿到位了，但花一个少一个。

 邹大嫂听说，有的地方照顾伤亡者，他们的孩子上学免交学费和生活费。她想为孩子争取同样的待遇，为年迈父母争取到低保。

三个苦命的女人找到县上，县里说符合条件办，但是没有人批，又让她们去找村里镇里，村里说，县里批了，就给办。

张大嫂在家呆了21天，硬是没有办成低保。张文良是退伍兵，张大嫂也去政府部门咨询。对方说，60岁以后，当一年兵有10块钱。张大嫂悲从中来：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60岁呢。

张家的情况并非孤例。出事的镇平老乡中，无一家办到低保。

在姜老庄村，姜典雷家景况更惨。姜父66岁，患气管炎，腰间盘突出；姜母70岁，患高血压，儿媳在三年前离婚走了，老两口带着五六岁的孙子孙女过活。张家五亩地包给人家种，一亩地收300块钱，赶上旱年，地就没人种。一家五口，就靠姜典雷出去打工。

姜典雷的遇难给了这个家毁灭性打击。事后，中荣厂一次性支付终止劳动关系及因工死亡赔偿81万余元。这个苦命的家庭仍为以后担忧。母亲怯怯地向乡亲打听：你看我们这样的，符合低保标准吧？

处境惨淡的并不仅仅是伤亡者家庭。

8月的一天，45岁的邹令冬在家里枯坐。寒门陋室，只有墙上的锦旗格外夺目，一面是镇平县颁发的“镇平儿女 河南骄傲”，一面是狄庄村颁发的“弘扬雷锋精神 义举感动中国”。昆山留给他的，除了成为英雄的荣耀，还有失业的痛苦和摆不脱的噩梦。事隔一年，一到晚上，他仍是做恶梦，看见那些着了火的人在地上翻滚呼救，醒来一身是汗。

打工者的晚景凄凉，在中国并非个案。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，由于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，年老体衰后往往无所依。据《中国工人》报道，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显示，2013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6894万人，外出农民工为16610万人，农民工早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。尽管近五年，农民工在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持续上升，但2013年他们参加五项保险者仅为15.7%、28.5%、17.6%、9.1%和6.6%。能够被社会保险制度惠及的农民工还是少数，而且不少企业都是按最低标准为其缴纳社保费用，他们未来生活保障水平之低可想而知。

 

工伤鉴定风波

 

2015年10月，昆山康复医院的九楼装修好了。住在八楼的伤员搬进新家，无锡、苏州的各个医院也陆续有伤员搬回来。

10月20日，张文良从苏大附二院回到昆山。11月中旬，他在昆山一院做了眼皮手术。

刘箭建回来时，九楼已住满，他搬到了十楼。康复医院的康复器材，争先恐后的锻炼气氛，让家人很是高兴：“这边锻炼得好”。这时，刘箭建仍不能走，天天都在矫正脚。一个月前，他在苏州做了腋窝手术，裆部粘连也需要做手术，但没有皮。

10月底，山东人郭振坤出院了。他烧伤面积50%，是康复医院受伤较轻者。此后，他和各地出院的十五六名工友做了工伤鉴定，他被定为八级伤残。11月初，在办好各项赔偿后回到了老家。

 悲苦之中的康复医院，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。

这时，在河南南阳，庞晓彬仍是每天锻炼，为小腿长水泡烦心，水泡一破就要形成创面。刘峰也在为毛囊炎苦恼，毛囊里天天流脓，他想着年后回昆山去做手术。

至2015年12月，苏锡两地的伤员全部回到昆山，昆山康复医院住了六十人左右，昆山一院收治七八人。

12月初，伤员们接到工作组通知，要求在两周之内统一去做工伤鉴定。这时，伤员们有的尚不能走路，有的还在接受手术。“死活还没定，就去做鉴定？”他们很不理解。

伤员们向财新记者介绍，工作组称，工伤鉴定与康复治疗不冲突，做完鉴定以后，照常治疗；鉴定之后，伤残等级达到五级至十级的，一次性赔偿解决问题；一到四级的病人，继续留下治疗，每月领取原工资的90%。

有伤员推测，政府此举，是想减轻财政负担与责任。为救治伤员，昆山方面每天都要花费巨额费用，对于伤员也一直支付工资。

但伤员和家属们对于工伤鉴定心存顾虑：一到四级伤残的伤员，以后怎么安顿，都还不知道。政府也可能是在统计人数，再进行相关规划，但他们担心鉴定以后治疗会生出变故，一些费用不能报销。

伤员们多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一人出事，家里如塌半边天。出事之初，生死茫茫，家属们往往举家前来寻亲；此后，亲友往来探望护理，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用，每家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，对于打工者来说，这笔钱不是小数目。

在后期护理阶段，家属们也是付出甚多。伤员们伤势之重，让人难以想象，往往一人受伤，数个亲人长期放弃工作，赶来陪护，由此产生家属的误工费。

家属在护理伤员期间，昆山方面提供一定的费用。在苏锡等地，工作组一般安排家属住宾馆，并提供一定的伙食费。回到昆山后，工作组给每家家属每天发护理费150元，生活费50元，租房费100元，伤员的生活费60元。

让家属们忧心的是，误工费从没发过，交通费也没报销过。他们担心鉴定之后，这两笔钱拿不到，也担心以后发给家属的护理费会减少。他们要求在工伤鉴定之前，把两种费用先解决了，但未获回应。

2015年12月14日上午，数十个伤员和家属去昆山市政府上访，在遭遇几个部门踢皮球之后，堵在市政府前的十字路口。昆山出动特警处置，把伤员抬到草坪上。参与上访的家属告诉财新记者，冲突中，“有数名伤员当场晕倒，也有家属受伤”。至下午三四点，伤员们被用救护车拉回医院，进行输液。另有十余家属被警方带走，晚上六七点放回。

此后，伤员们的统一工伤鉴定一度暂停。

 

离不开的昆山

 

伤员们还在昆山煎熬，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，昆山也是痛苦之地。它像一道魔咒，让人又爱又怕，又难以摆脱。

离开昆山后，宋成强在老家呆了近一年，唯一的收获，是他在昆山累坏的腰好多了，似乎又能出去打工了。

不去打工又能怎么办？据镇平网报道，截至2014年10月31日，镇平外出打工者已达15.8万人，年创收入30亿元。

2015年8月，经朋友介绍，宋成强和雷红伟来到无锡东郊的一家工厂，这里地偏路远，人烟稀少。晚上下班了，他们在马路上走，只有货车不时呼啸而过。掏出手机，不知道打给谁。昔日老友都不见了，连昆山也远在数十公里外了。

 干了半个月，时近9月，儿子要开学了，雷红伟只能又回到昆山。儿子生于昆山长于昆山，上学也在昆山，转学并不方便。

昆山的形势仍是不好，大部分厂子工资降低，也不大招工。雷红伟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去干临时工，一天挣百十块钱。

在离开昆山两年之后，宋长兴也回来了。在老家的病床上，他因祸得福，躲过了那一场大爆炸。当初听到噩耗时，本来就喘不上气的他，惊得张大了嘴，大口大口地吸气。

儿子当兵复员后，又去了昆山打工。儿子说，在家也干不成活，到这里来吧，你和妈过来卖包子。

 2014年底，宋长兴夫妇又回到昆山，和儿子儿媳住在中荣厂附近小区。宋家去过善后指挥部反映尘肺病的情况，对方称，你们以前已处理好了。

但宋长兴的身体仍不好，没钱住院，只是天天吃药，一天吃六七种，一天不吃药，隔两天就会吐血。药方是昆山一院开的，但在昆山买药太贵，他让闺女在老家买药，够一个月用的，就托人捎过来。

年近50岁，又重病缠身，宋长兴已难以打工，夫妇俩只能按照儿子的意思卖起了包子。每天下午五点多，夫妇俩推车出门，在小区门口摆开摊子。200个包子，一笼笼放着，有芹菜、香菇、豆腐、粉丝、梅干菜、萝卜丝、豆沙和韭菜馅的。至凌晨一点多，差不多卖完了，就回家包包子。早晨6点多，再出来卖，一般八九点钟卖完。之后，是买菜，午休，切菜，包包子，蒸包子……

包子卖了没多久，宋长兴已不堪劳累，不时要去输液。至2015年冬天，姜克云和儿媳还在卖包子，为他赚取医药费。

在她们南面一两公里处，那个无数人献出青春乃至生命的中荣厂，已是杂草丛生。它所在的昆山开发区，和背后的长三角经济重镇苏州，也已步入了冬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