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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诗歌之光照亮霾夜——话剧《审判寄生虫》观后感

《审判寄生虫》海报
 
“我坐在黑暗里/难以分辨内心的黑暗/与外面的黑暗/哪个更深。 ”
 
在沉沉的霾夜里,看完话剧《审判寄生虫》,很多人会想起布罗茨基的上述诗句,并在恶与荒诞横行的当下,骤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,也会想起窗外的雾霾,那种攻陷了大半个中国,让人逃无可逃,以室为牢的雾霾。
 
那个霾夜,我坐在蓬蒿剧场里,为了不那么绝望,更愿意把《审判寄生虫》看作是在歌颂美好的诗人。
 
像演员说的那样,此剧无关任何讨论和隐晦的东西,它歌颂和赞扬的是真实的生命和自由,仅此而已。演员们就是用热情的生命,燃烧在舞台上,纪念布罗茨基和所有美好的诗人。
 
而这种纪念无疑带着荒诞的意味。舞台上,是1964年的苏联。那时,在苏联思想文艺界如春水奔流的“解冻”思潮,已滴水成冰,苏联重入冰河时代。
 
这一年,青年诗人布罗茨基,因为忙于写诗和译诗,没有及时找到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工作,“在他金子般的二十三岁,在这个人们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,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”的伟大时代,被控以“社会寄生虫”,遭遇了卡夫卡式的审判。
 
布罗茨基受审了,他的诗歌受审了。借助布罗茨基的法庭陈述,似乎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诗歌,都在法庭上现出影子,带着布罗茨基记忆中最深刻的人生意象。
 
诗歌先是出现在他小时住的楼里,苏联卫国战争期间,他和母亲住过的救主变容大教堂后面的一座楼里。 这座楼里,曾住过普希金的长子,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,回荡过曼德里施塔姆的诗歌朗诵,也记录下象征主义诗人亚斯特的诗句:楼房外雕的花岗岩/保存了人们的传奇/但居住期间的另一些生物/却留下了自己的话语。
 
诗歌就这样养育了布罗茨基。他在俄罗斯诗歌的星空里,和前辈诗人一一相遇,“热爱巴丘什科夫,他是完美哀歌的大师,他会随着情绪的发展,出现各种文化,历史和心理真实,结尾往往时常具有弥撒式音调的一行。维亚则姆斯基是一位没有得到足够评价的出色诗人。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过普希金37岁一生对俄国文学和俄语的影响,还有具有罕见力度的莱蒙托夫,对了,阿·托尔斯泰笔下被同代人视为逃避现实的东西最终成了警告和预言......”
 
他在诗歌里成长,也和诗歌的亲戚们亲近,“革命前出版的尼采、弗洛伊德,战前的赫胥黎、谢林、海明威、托马斯·曼、普鲁斯特……”
 
他在电车里朗诵诗歌,在地下刊物发表诗歌,学习波兰语与英语,翻译外国诗歌,同时对古典哲学、宗教与神学兴趣盈然,直到“诗人中的诗人”阿赫玛托娃宣告其成年。
 
剧中说,1961年8月7日,布罗茨基认识了阿赫玛托娃。在一个晴朗的日子,阿赫玛托娃听了他朗诵《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》说:“您自己都不明白您写出了什么样的东西!“这句话进入了他的神话,就像是宣布他成年的贺词。
 
剧中借律师的话称,阿赫玛托娃说:布罗茨基是我发现的,是我的骄傲。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了半个世纪,阿赫玛托娃却视他为一个势均力敌的人,在日记和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布罗茨基的一个思想,即诗歌中重要的东西是构思的伟大。
 
布罗斯基饮水思源,在剧中赞颂着那些前辈诗人:“普希金的诗歌《回忆》里有这么一句:’我带着厌恶阅读自己的生活。’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,甚至整个俄国小说都来源于这首诗。”
 
“我们整个民族都是用了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,因为她可以替这个民族发出声音,把这个民族不知道的实情告诉它。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,阿赫玛托娃是一位人类关系的诗人,爱惜,紧张,切断,她的诗不管发表与否都能永远存在,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,诗歌永远比历史更久长。”
 
诗歌让布罗茨基成为布罗茨基,诗歌是他真正的母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审判布罗茨基,就是在审判诗歌。剧中,辩护律师说,“布罗茨基的诗歌让人感到了威胁,因为会将读者引向精神自由的层面,因为他描写了太多的人都难以达到的精神存在层面,他消解了关于存在之真实规模的眷恋。”
 
面对诗歌遭受的污蔑,布罗茨基说,“我渴望光明,但我坚信个人的觉醒是通向光明的唯一途径,这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他自己,是我们骄傲的财富。我坚信诗歌是一种善的力量,不仅有益于社会,更有益于个人心智和灵魂的健全。”
 
 
《布罗茨基传》东方出版社
 
然而,这样的诗歌却注定要被体制视为洪水猛兽。代表精神自由的诗歌,其最大的敌人只能是钳制自由的体制,一个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、身体和个性全都属于集体“的体制,如法官所言,在这个体制里,“个人的存在需要得到集体的允许,且只是为了集体而存在——离开了国家你什么也不是。”
 
体制似乎无影无踪,又无所不在,无微不至,关注你从生到死。剧中,它借助法官在说话,借助人民控诉员在表演,露出了其森森白骨般的獠牙。
 
苏联时期,一个人从开蒙时起,就被罩在体制的阴影下。剧中说,苏维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,整个庞大的帝国按照同一个大纲进行教学,在最好的情形下,学生能学会读,写,算,但历史,文学甚至地理课本都由干瘪的语言写成,充斥着宣传说教。
 
这让人想起学者程映虹等人的论文,想起苏联塑造新人的运动。在近代史上,重塑人性的想法源于启蒙运动。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,在人性上相信环境决定论。卢梭则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了改造人性。
 
在实践上,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第一次尝试用国家权力重塑人性。为塑造“好公民”,罗伯斯庇尔“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“,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表现出无微不至的热忱。
 
基督教会更是不遑多让,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新教共和国,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建立宗教乌托邦。
 
然后,马克思出场了,主张在未来社会,教育不但应由国家主导,儿童应生活在集体之中,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结合。
 
至19世纪末,俄国的激进知识分子,催生了“新人”概念。1861年,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《怎么办?》首次提出“新人”概念。40年后,列宁指出,工人阶级不会自发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,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。此后,作家高尔基发表《母亲》,提出了文学为塑造“新人”服务。
 
1917年“十月革命”后,苏联在国家范围内开始了塑造“新人”的社会工程改造,将人的改造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,把儿童、少年和青年的成长,完全置于“小十月人”、少先队和共青团等组织的控制下,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,至1930年代,一批无个性而只有集体性的“苏维埃新人”诞生了。 
 
至1950年代,苏联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的转变,“苏维埃新人”的一些本质特征被淡化,苏联青年中出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。
 
布罗茨基就是其中的叛逆者,他不愿成为苏维埃新人,上了八年零四个月的学,换了五所学校,刚刚达到法律所允许的退学年龄时,就退了学,以“自绝于社会,自绝于人民”的方式挣脱体制,去做机械操作工、太平间帮工、地质勘探工、锅炉工……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工种,再未做过一份长期固定工作。
 
然而,布罗茨基仍是逃无可逃。彼时苏联的诗歌乃至文艺的领域,依然笼罩在日丹诺夫式的巨大阴影下。
 
现实中的日丹诺夫,这个主管精神领域的大神,是斯大林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,自1934年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,至1948年8月去世,掌控意识形态达14年;在塑造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过程中,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。
 
1946年起,日丹诺夫负责苏联文化政策推动与制订,上任后第一把火就是指使迫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。剧中,1950年,布罗茨基的父亲,因为日丹诺夫曾提出的一条规定,而被迫退伍。该规定要求犹太人不能身居军队要职,这让人想起1949年后,中国新政权为保持队伍纯洁,对地下党“降级安排,控制使用,就地消化,逐步淘汰””的十六字方针。
 
布罗茨基同样难以避开日丹诺夫的阴影,后者掌控着诗歌的标准,诗人的标准。法庭上,法官质问他:“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,是谁把您列入诗人的行列的,是作协还是文化部?您学过怎么样成为诗人吗?您十六岁辍学,根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,而只有大学才能培养,才能教育出诗人。”
 
日丹诺夫之外,在对付离经叛道者上,体制也从来不乏规训与惩罚。安德烈·斯涅日涅夫斯基就是执行惩戒行为的杰出代表。
 
剧中,他是“社会主义劳动英雄,统治苏联精神病学界40年,以科学心理学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特别的精神病例,其中最常见的是呆滞型精神分裂症。一个苏联人,因为无法把握现实而对体制不满就极有可能患上呆滞型精神分裂症,从而表现出幻想改革,自认为把握真理和屡教不改的追逐反动思想等典型症状。”
 
此人神通广大。“为了防止一般公民对那些呆滞型精神病患者警惕不足,斯涅日涅夫斯基特意指出,这些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别无二致,普通人看不出他们患精神病,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辨别,也就是说我说谁是精神分裂,谁就是精神分裂。”
 
以上种种因素,共同导致了布罗茨基的审判。“一个不酗酒,不耍流氓,依靠写诗和翻译过活,也不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”,一样被控罪。“他的罪名不是工作,而是频繁变换工作,以及收入少,靠父母生活。”在体制看来,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的人,一个不被纳入社会体制的人,也就不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,就是一个社会寄生虫,是““无赖、跳蚤、爬虫”。
 
斯涅日涅夫斯基最终决定了布罗茨基的命运。“布罗茨基总共在精神病医院度过了十八个月,他的病例被介绍给了斯涅日涅夫斯基,后者从未见过布罗茨基,但其鉴定后判断,这是一个毫无价值可以赶走的疯子,最终导致布罗茨基于1972年6月被剥夺了苏联国籍,驱逐出境。”
 
关于这次审判,剧中称,后来历史学家科兹洛夫说,布罗茨基案件是地方当局的一次实验,他们不喜欢某个人的观点,信念和看法,但是根据官方法律又无法对这些信念进行审、批,因为这个人并没有把这个观点公开传播,所以用不劳而获起诉布罗茨基是一个实验。
 
《审判寄生虫》剧照
 
这样的审判注定是荒诞的,看得让人郁闷。所幸,那冰封的体制之下,依旧有暖流在流淌。《审判寄生虫》让人们看到,人性的微光,依然如萤火般闪烁在黑暗年代。
 
剧中,布罗茨基是个人道主义者。他的人性意识,觉醒于苏联塑造新人的教育体制下:“在那种虚伪的清教徒的气氛下,就连一副题为《入团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油画也会让人产生性欲,每间教室都挂着这幅画的复制品,画上有一位金发女郎,她坐在那里一条腿搭载另一条腿上,大腿裸露出了五六厘米。那大腿和深褐色裙子之间的对比,让我发了疯,在梦里也不得安宁。”
 
人性让布罗茨基血肉饱满。他回忆女画家玛丽娜·巴斯玛诺瓦:简直就是文艺复兴女神的化身:在很多年里我生命的重心都是她/我曾娶她为妻/在一个花岗岩的教区/白雪借给她白色纱裙/苍松为我们证婚。
 
他在异乡想念父母:“在我家的后院里有两只乌鸦,几乎有渡鸟那么大。当我开车回家或离开时,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,第一只出现在母亲去世的时候,第二只是父亲去世的时候,它们总是一起出现或一起飞走……”
 
不仅布罗茨基,人性的微光也闪现在体制的代言人法官身上。在2016年8月的剧本朗诵时,法官还是正义凛然,一副真理在握,不可侵犯的样子。数月后的演出时,法官的形象已不再刻板,而是更为丰富和立体,剧中为她设计了两次内心动摇的场景。
 
当布罗茨基在台上念诗时,“母亲对基督说/’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上帝?/你被钉上十字架/叫我如何回得家去?’/基督这样回答:/’活着还是已经死去/其实并无区别/不论儿子还是上帝,我是你的。’”
 
在柔和的灯光下,女法官若有所思,陷入恍惚中:这是不是上帝在说话?上帝在借助这个小伙子,在对我说出什么?当灯光大亮时,法官又回复到本来面目,但那一恍惚,已暴露出其内心的挣扎,良知终究没有在体制下完全泯灭。
 
现实中,在苏联的体制下,这种叫人性的东西,数十年间,如涓涓细流,侵蚀着体制的庞大建筑,最终水滴石穿,苏联帝国不可一世的大厦轰然倒地。
 
 
生活中的布罗茨基
 
而极权体制之下,人性的恶之花也随处疯长。波罗茨基印象深刻的是,童年时的切列波维茨车站,一个瘸腿老人跟着火车奔跑,把手伸向车厢,紧紧抓住什么,车上一位妇人抄起茶壶,把开水浇在老人的秃顶上,布罗茨基看见了冒起来的热气。
 
剧中, “对领袖发自骨盆的感激”的人民控诉员,更以其歇斯底里,带有戏虐性的表演,向人们进一步阐释了人性之恶:“不遗余力践踏与自己同族的布罗茨基,来获取卑微中的一点自我价值和存在感,成为典型的依附体制的狐假虎威者。”
 
此人原型雅科夫·列尔涅尔,本是矿山设计院的一位业务主任,同时担任“社会侦查员”和“社会公诉人”的角色,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,很早就开始搜集布罗茨基的黑材料。为了把布罗茨基“搞臭”,他和另外两人在《列宁格勒晚报》发表署名文章《文学寄生虫》,点名批评布罗茨基:“应该停止宠爱那些文学寄生虫们了。对于布罗茨基这样的人,列宁格勒没有其容身之地。”
 
剧中,他有些脸谱化的表演,非跳梁小丑莫能形容,让审判显得荒诞不经,也彰显出极权社会的诡异:很多事情相当匪夷所思,现实比虚构更有创造力。演出后,也有观众称,如果人民控诉员以理智的形象出现,完全相信是在捍卫真理,那种冲突或许更为深刻与痛苦。心有戚戚,我更愿意此地出现一个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,以饱满的情绪,出于纯真的信仰,来控诉布罗茨基,这种悲剧的色彩会更强烈:
 
他们勤奋地添砖加瓦,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堂,自以为为了全世界受苦的人,自以为献身人类最壮丽的事业,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,也不知道革命会反噬自己的儿女,更不知道他们的天堂进一步通往了人间地狱。这是悲剧中的悲剧。环顾周边现实,这种人物大有人在。在对他们怀有敬意之余,也更哀其不幸。
 
这场戏的最后,“根据领导的指示和1961年打击寄生虫法令所固定的上线”,布罗茨基被法庭判处迁入制定地区,强制劳动五年。剧情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进一步走向荒诞时刻:
 
由于缺乏野兽,我闯入铁笼里充数/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/生活在海边,在绿洲上玩纸牌。
 
这样的审判尽管荒诞,在现实社会中又似乎并不陌生,也许时时会上演。剧中,宣判之后,人民控诉员喜大普奔,不可一世:乌拉!万岁!所有为布罗茨基说好话的人,包括这位律师都是些骗子、寄生虫、潮虫和话、滑头,你们全是寄生虫,流氓,骗子、垃圾、鼻涕虫、蛆,不长腿的耗子。
 
演员甚至在台上现场发挥,指着台下的观众:你们这些戴眼镜的,戴口罩的。。。。你们这些人,都应该受审判。
 
这举止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。人生如戏,现实如戏,“蜘蛛不在了,蜘蛛网还在”。现实中,审判的舞台随时可以拉起,某粉们早已跃跃欲试,国家的理论与法律武库早已武装到牙齿,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,“寄生虫”不过是其中之一。
 
但是,请不要忘记,世间的任何事,在人为的审判之后,还有历史的判决。正如1964年的审判寄生虫之后,还有23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给布罗茨基加冕,还有32年后他去世时,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进行盖棺式悼念:“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与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”;还有50年后的索契冬奥会,12位演员扮演的俄罗斯文学巨匠登上闭幕式的舞台,第10位就是约瑟夫·布罗茨基。他回来了,去国前致信勃列日涅夫的预言成为现实:
 
“我虽然失去了苏联国籍,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。我相信我会归来,诗人永远会归来的,不是他本人归来,就是他的作品归来”。
 
  布罗茨基回来了,当年审判他的法庭何在?人民控诉员又何在? 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 ,又或者是,“众山不许一溪奔,拦得溪声日夜喧。 等到前头山脚尽,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
 
于是,在观看《审判寄生虫》的霾夜里,我的心里又有着淋漓的快意。我愿人们生生世世,心里有诗歌,眼前无雾霾,愿比历史更久长的诗歌,以其光芒照亮无边的长夜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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