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起《五人墓碑记》

谢海涛

“上月28日下午3点，我们9个人跪在天安门毛主席像下，7人被公安行政拘留，一人拿状衣的被劳教一年。”

这条短信发自2011年7月19日，一个叫浒墅关的苏南小镇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收到来自那里的短信，如无声中听惊雷。

我第一次去浒墅关调查，是在2010年7月，一场大规模群体事件中。其时风声鹤唳，居民围攻镇政府，警方弹压高峰已过，每晚居民仍如上夜班，在国道旁散步，警察和保安严阵以待，夜幕下钢盔闪着寒光，而警车军车巡逻如梭，有如战时。2010年8月再去时，街头的维稳横幅，电线杆上的警方告示，犹自留有风暴后的痕迹。

非常形势之下，为避风险，我穿着汗衫、拖鞋，像一个打工者，去寻找这事件背后的拆迁故事，由此得以目击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上访群体。

8月11日夜里，我敲开马学坤（化名）家，一进门,就发现一屋子的人,围着一个男人嘘寒问暖。原来马学坤刚被放出来。7月25日凌晨两点，他还在家里睡觉时，几十个警察从窗户里跳了进来，把他带走。非常时期，曾经的上访似乎是一种原罪，一种不稳定因素，地方政府必欲控制而后安。

自2007年10月开始，马学坤先后因拆迁问题，18次进京上访，被非法拘禁8次，达290多天。在他的电话本上，记录了那些被拘禁的日子：2007年10月19日-21日，2008年2月19日-3月18日……

寻找查建华，则是另一种曲折。2010年4月，他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边自焚，后长期在家中被监控，7月才逃出家门。

那天晚上，随行的朋友，打通了査建华的新电话。他从一个避难处溜了出来，像特工接头一样，领着我们，拐进一个隐蔽的小院里。他的老婆，随后从家里带着上访材料出来，随即被两三个汉子跟踪。前去接应的朋友，在路上趁跟踪者买烟的空当，把材料接了过来，才摆脱了追踪。

那天晚上，气氛紧张异常，査建华进到房间，把阳台、厨房的门关严，又把大门锁上，四下看了看，似乎再无一丝灯光漏出，才回到桌前坐下，脸上紧崩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。

2003年，査建华因房子被强拆，和众多失地农民一起，走上上访之路，其后是30次进京上访，两次自焚，多次被截访，两次被拘留，多次被打、被非法拘禁，一直到2010年底，其拆迁补偿问题才得以解决。

査建华获得“解放”以后，我去看他，他从屋子里，搬出几箱子的资料。

这些材料里，从上访条幅、《信访条例》、《动迁政策汇编》，到《宪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行政诉讼法》、；从车票、《中央各大部门通讯地址大全》，到数不清的中央、省市来访受理单；从离婚协议、被打后的病例，到《拘留人员学习手册》、行政处罚决定书；从各种反映材料，到行政复议书、起诉状，无一不有，让人动容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，还有四五十份借条，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。借条的上方写着借钱理由：向亲戚朋友借的现金：生活费、医药费、律师费、纸张费用、拍照费、租房费。下面写着：某某某，借现金xxx元，按着红指印。

近8年上访，査建华借债20余万元，几近家破人亡。一份起诉书如果要请人写，费用多则4000元，少则2000元，一份反映材料100元，打字一张5块，复印3毛钱。査建华说，“这些钱有些是借的高利贷，借5000元，一年的利息就是500。借条我都好好留着，万一我牺牲了，这些钱都要还的。”

在他58岁的生命里，有8年的时光，似乎被浓缩在那几大箱材料里：

2004年11月5日9点多，他抗议拆迁而自焚。

2005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，被截访者8人抓住，带回宾馆关了12小时，押回家乡后，又从早上关到次日凌晨。

2006年3月14日中午，被截访。3月16日，先被带到浒关城管处看管，下午2点多没给饭吃，又带到派出所做笔录，晚上7点起，由联防队员用警棍连续击打腿、背，达四个小时，查的手、腿皆肿，右耳聋。

2006年4月8日15点，在苏州火车站等车时，被4名城管抓住，带到浒关新区城管队，关了20多个小时……

2006年9月，开始被监控，9个保安在他家门口看着。2006年12月20日至12月31日，再次被看管……

2010年4月，他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边自焚。

而在浒墅关镇周边，査建华的遭遇并未孤例。2003年7月17日，数千名失地农民在312国道拦截上级领导的汽车，希望他们解决非法征地问题；2004年6月14日，数百农民高举横幅来到市政府门前上访；2004年11月16日，100多名农民赴中纪委门前上访。。。。。。

枫桥街道戈觉平，从2006年开始上访。2011年5月26日下午2点，开车至中南海西大门，用链子一头锁着脖子，一头锁在方向盘上，以非常方式递交上访材料。

枫桥街道朱雪坤罗国仙夫妇，因为拆迁，多次上访，多次被非法拘禁，几近绝境。2008年4月23日，朱雪坤爬上北京天坛南门一座电力塔高处，欲自杀，被北京警方拘留5日，又被街道长期监视居住。2010年11月5日16时许，罗国仙在北京府右街，由南向北行至中南海大西门北侧时，用刀片割脉自杀未果。。。。

在浒墅关、通安镇等地窜访的日子，我背着各方收集的几十斤材料，像背着一个炸药包，内心惶恐。似乎每一张纸上都是一团火，自焚，动辄上百人的上访，非法拘禁。。。。。种种遭遇，让我觉得如处乱世，深感现实语境下，法律真的不是挡箭牌，以基层维稳机制之强大，之无法无天，个体命运可想而知。

在寻访上访户的同时，我惊讶地看到，当地那些绵延数公里定居数万人的安置小区，那些被废弃的村庄，杂草丛生，似乎荒凉已多年。

我由此看到了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，一种叫“三集中”的发展思路，一种依靠强力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新苏南模式：农民集中住进小区、土地集中经营、工业集中进园区。而这种发展模式，以其提高GDP之高效，一度为各地效法。而模式一出，罔顾民生，这似乎是此地近年盛产访民的重要原因。

这个地方，叫做苏州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从前和枫桥夜泊寒山钟声，和桃花庵主的风流洒脱，陆文夫的小巷美食，古诗里杏花春雨的意境，联系在一起，而如此温柔富贵之地，恭顺贤良之民，出现如此多的群体访民，如此大规模群体事件，似乎是匪夷所思。

在苏州的日子，置身大规模散步人群中，我像一个精英一样，试图求解，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，如何更好地处理失地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，在依靠基层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化的“苏南模式”中，存在的可探讨之处。

我本能地质疑，那种罔顾真相强力维稳的地方维稳机制，是否能永远立于金刚不败之地？我甚至杞人忧天地想起，三百多年前，同样发生在苏州的《五人墓碑记》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