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两会上的“赵连海”提案

谢海涛  杜柯

“我为赵连海伸冤，更深层次是为了国家法治呐喊。”3月4日，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刘梦熊，提交了关于赵连海事件的提案，建议“追究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有法不依案例，全国司法机构（公检法）应以此为戒，对照检查改进工作落实“依法治国”方针”。

此前，被媒介称为“结石宝宝之父”的赵连海，作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家长，维权不成，反因“寻衅滋事罪”，于2010年11月10日，被北京大兴区法院判刑两年半，后保外就医。

一宗震动全国的敏感事件，以提案的形式出现在全国两会上，而提案者又是港区政协委员，这在过去并不多见。

该案发生时，内地舆论大多失声，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一再坚持代表民意讲话，上达中央政法高层，被观察家认为是“一国两制”的正面效应，这在过去也不多见。

纵观上述提案的产生背景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，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，而凸显出来的问题是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，“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的问题更为突出、更加紧迫。”

该提案秉持了上述法治内涵，而其产生，则是一波三折，其中折射出复杂的政治生态，显示出港区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努力进程，其中的良性互动，被观察家认为是“一国两制”的正面效应。 

“非法的法，无罪的罪”

2010年11月10日中午，当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，从香港无线电视台，看到赵连海被判刑两年半时，“火冒三千丈”。

自从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，毒奶粉及其后的赵连海事件震动全国，也一直备受香港舆论关注。

据卫生部2008年12月2日发布的数据，问题奶粉导致29.4万患儿泌尿系统异常。北京人赵连海3岁的儿子，在事件曝光后第五天，被确诊为左肾结石。赵从此和众多受害者家长一起，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维权索赔之路。

2008年9月22日，赵连海在网上呼吁，受害者家长组成统一诉讼联盟，准备迎接漫长的集体诉讼。两天后，他创建了“毒牛奶”网站，不久更名为“结石宝宝”。

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在后来出具的《起诉意见书》说，赵连海“以维权为幌子，利用三聚氰胺污染‘三鹿’奶粉事件，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”，并煽动纠集“不明真相的群众”四处扰乱社会秩序。

2008年11月25日，赵连海参与了由结石宝宝家长、公益律师、NGO代表举行的受害家属联谊会。

 2009年1月2日，赵连海计划与部分家长在丰台区约见媒体，却于前一天被警方控制。

2009年9月11日，“毒奶粉”事件曝光一周年，赵连海与几名家长在大兴区一家餐厅举行烛光纪念活动。

此外，赵连海4赴石家庄，关注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案，向河北、石家庄各级法院递交公开信等，后来的判决书称：赵连海等人在石家庄中院门口举标语、喊口号，且有过激言语。

      赵连海参与李蕊蕊案，也为他惹下祸端。2009年8月4日凌晨，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，在丰台区聚源宾馆内被截访看守人员强奸。赵连海闻讯赶去营救，开车将其护送至北京市公安局，一度被留置。

后来检方的指控称，赵连海利用社会热点问题，以报案为名，煽动纠集多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处聚集、起哄、闹事，严重扰乱该地区的社会秩序。

2009年11月13日，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，12月17日被批捕。2010年3月30日，赵连海案在大兴区法院开庭。法院以赵案涉及李蕊蕊案，而李案涉及隐私为由，进行不公开审理。

这时，在广东潮州，另一个参与毒奶粉维权者郭利，于2010年1月8日，被法院以决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广东省高院于7月14日发出《再审决定书》。

在赵连海案宣判之前。2010年10月19日，刘梦熊在京参加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。作为香港唯一的代表，他在开幕式上盛赞“一国两制下香港人权的进步”，并在发言最后指出，香港的人权成就与国家的人权进步息息相关；而香港的人权实践也将反过来为祖国的人权发展带来借鉴和启示。

一月之后的11月10日，北京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，判刑赵连海两年半。

这个结果，让刘梦熊拍案而起。“中央提倡以法治国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把保障人权列入宪法。而赵连海事出有因，怎么是寻衅滋事呢？”

3月8日，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，刘梦熊认为，赵连海的维权，触动了当前一些地方的利益链。毒奶粉之所以流毒全国，涉及各级政府的失职、渎职、行政不作为，而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来自企业大户，一些官员与企业构成了利益共同体，这是利益链的上端。而在利益链的下端，由于公检法缺乏独立性，造成了用司法腐败来掩盖行政腐败，以维稳打压维权，致使调查难以进行。

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刘梦熊近年来在香港以敢言著称。赵连海被宣判当日，主持香港NOW财经台《大鸣大放》节目的前港区人大代表李鹏飞，打电话给刘梦熊，说看了结石宝宝之家的主办人被判刑，心都揪了。刘梦熊说：我听了以后，火都滚了。

当晚八点，刘梦熊应邀上节目“大鸣大放”：“赵连海是受害者的家长，无非是为孩子讨个说法，要求调查真相，合理赔偿而矣，不涉及政治诉求。这样的判决，完全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鞭挞，对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，对人民良知的挑战。”

节目结束前十秒，刘梦熊用“非法的法，无罪的罪”概括赵连海事件：“大兴区法院判刑赵连海，依据的是非法的法，赵连海所犯的是无罪的罪。”

第二天，刘梦熊手持檄文《非法的法，无罪的罪》，赴商业电台《光明顶》再论赵连海事件。先读声明的全文，再讲一小时。

第三天，这份被《光明顶》主持人赞为“掷地有声，有理有据”的声明，以整版广告的形式，刊登在香港销量第一的《东方日报》、销量第三的《太阳报》上：“这宗判决，是对中国公民宪制权利的践踏，对执政党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背叛，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，必须全民共斥之，全国共讨之！” 

港人为什么关注赵连海事件

在香港的政治生态中，高度拥护中央的建制派，一度被认为一个十分听话、只会擦鞋、鼓掌的群体。

在成立62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以及57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，港人参与的历史始于1970年。

香港回归前，港区政协委员由中央委任，人大代表则被纳入广东省，由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，再经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，被认为主要是中央和港英当局斗争的统战工具。

回归后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，改由香港本地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，政协委员通过协商推荐。回归之初，香港与内地“井水不犯河水”，中央为贯彻“港人治港”精神，强调香港只有特首一个权力中心。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相当长时间内，被认为只是政治花瓶，虽然其后政治地位和待遇不断提升，但在香港社会的接受度和认同度一直不高：

这其中，港区政协委员的表现一向备受争议，自不待言；港区人大代表，没有本地直选议席，也没有本地立法权，仅在全国人大会议中代表香港，处于“橡皮图章”的政治窘境。

而在赵连海事件中，刘梦熊的异类表现似乎改变了这种政治生态。声明见报的次日，香港四家电视台纷纷赶来采访。刘梦熊形容，“香港炸开了锅。”

这一天，他收到各界市民二百多条支持短信。到酒楼喝茶，有人冲他微笑，竖起大拇指。走在街上，也有不认识的人打招呼：“刘生，好口野（一个“口”+一个“野”，粤语“好”的意思）”，“刘生，坚持”。甚至坐的士，也被司机认出来，不肯收车费。

民意之外，刘梦熊甚至获得了体制内一些人士的认同。

11月16日，刘梦熊称，在一个晚宴上，碰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张俊生。张俊生说，刘先生啊，你的文章我看了，很好嘛，你提这个意见是为了国家好嘛。又过三四天，张俊生接受明报专访时称：批评政府不等于不爱国。有时意见尖锐，也是为了国家好。

同时，刘梦熊的评述、广告，也遭致同一阵营人士的炮轰。

11月23日左右，先有立法会议员说：香港人有什么资格，就赵连海事件说三道四，这是在打击祖国。

刘梦熊发文辩称：中央强调依法治国，有法必依，违法必究，执法必严，这个政策是正经，大兴区法院明显是歪嘴和尚，我现在批评他，打他一巴掌，修正他的嘴形，是为了维护中央那本正经，是为祖国好。表面我是为赵连海伸冤，实际上是为了法治呐喊，为落实中央依法治方针鼓与呼。

又有左派人士写文章，称刘梦熊的行为，完全是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。

刘梦熊辩称：说我君不君，臣不臣。辛亥革命都要100年周年了，还在鼓吹封建伦理，忘了今夕是何年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说得很清楚了，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，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很难肃清，这就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，难于防止"文化大革命"的发生，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。在我党的很多文件中，也是批判君臣父子这种关系的，你今天拿出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破烂货砸我，向中央献媚取宠，完全是价值观的堕落。

刘梦熊称，我们作为政协委员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执政党正确的，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举措，我们坚决拥护，但同时，对内地存在的某些弊端，也加以批评，完全是理所当然。何况我们身为全国政协委员，每年三月都要去北京议政，包括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，难道对你大兴区法院，反而是老虎屁股摸不得？

11月15日，刘梦熊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，致信北京一中院和北京市高院长，希望在审议赵连海上诉案件过程中，兼顾情、理、法，拨乱反正。

同一天，曾任香港廉政专员、运输署署长等职的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，发起港区人大代表联署求情信，发往最高人民法院。港区36个全国人大代表中，有29人签名。

2011年3月12日，罗范椒芬对财新记者称，我们觉得，不应该干预国家的司法，但是我们通常也讲，法外也有人情。连署致信，主要是考虑到香港市民对案件判决的感受。判决一出来，香港市民觉得，为什么判得这么重啊。一个父亲为儿子出头，做了一些冲动行为，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行为，但可不可以宽松一些处理呢？所以我们发信求情，让国家领导人也知道香港市民的心声。

参与署名的人大代表黄国健对财新记者称，我们很少评论案件的具体情况，但案件反映出来的司法问题，让人关注。

11月17日，香港立法会破天荒休会，辩论该案。

争论甚至延伸到北京。

12月29日，国务院港澳办高官在京会见清华大学（香港教师）国情培训计划研修班学员，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，对于赵连海事件，港区人大代表的关注是干预还是职权范围内內的事情，这视乎表达方式，在“一国两制”下，应井水不犯河水。

对此，港区人大代表黄国健称，我们不会对号入座，港人为什么这样关注内地的案子？是因为港人都是中国人，都希望国家尽快现代化，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，司法现代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人大代表对于司法提出意见，是职责所在。

刘梦熊在参加香港城市论坛节目时说：从普通性上来说，我是完全赞成井水不犯河水。我们实行一国两制，不能用资本主义的一套，干预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。但从特殊性来说，人大代表联署致信最高院，前提是完全拥护宪法，拥护中央的方针、法律，要求司法机关完全尊重其权威性。批评大兴法院有法不依，是为了呼吁有法必依，那是爱河水，护河水，何来冒犯河水？

这期间，在北京的赵连海，命运一波三折。

11月10日宣判时，赵连海当庭脱下囚服，表示抗议。

11月12日，律师李方平和彭剑，在看守所会见赵连海，赵连海说要上诉，并签下委托书。又过几天，李方平和彭剑第二次到看守所，看守所说在开会，未安排会见。第三次，看守所拿出一个纸条，称赵连海不想见律师。

11月19日，律师彭剑被带往不明地方，而李方平称，从宣判后两三天，就一直受到监控，直到赵案上诉期过去两三天，才解除。

11月20日，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天，李方平来到看守所，看守所所长交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赵连海解除了对律师的委托。

11月25日，在广东潮州中院，郭利案再审开庭，后维持原判。

12月底的一天下午，李方平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：能听出我是谁吧？李方平听出是赵连海的声音，他说本周二（12月28日）己出来了，见了老婆、孩子等，现在北京的医院，以后有机会再聊。

此前，李方平一直不知道赵连海保外就医之事。而在香港，黄国健知道这一情况，是在联署信发出去两周之后，最高院回信称赵连海案依照法律宣判，已解决，赵保外就医。

五宗罪

对于赵连海的保外就医，罗范椒芬称，可能是我们的原因，可能不是，我们当时就是表达了想法。这个结果是我们希望看到的，希望他和家人团聚。

而刘梦熊认为，事情并未结束。他说，我们在香港炮轰，造成舆论压力，结果大兴区法院知错，改错，不认错。如果不追究，不处理，全国都以他为榜样，那我们还讲什么“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？

2011年2月22日，离全国两会开幕不到10天，刘梦熊已写好关于赵连海事件的提案。并非法学出身的刘梦熊，让秘书把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，从网上找下来，逐条逐条去看。

在刘梦熊的提案中，指责大兴区法院五宗罪：在司法程序中明显“有法不依”，严重违反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24、152、168、180条以及《律师法》31、31条，犯下逾期羁押、不当闭门审理、预期判决、禁见律师、阻碍当事人上诉等程序错误。

3月8日，刘梦熊对财新记者详解以上内容：

《刑事诉讼法》124条规定，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。案情复杂、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，可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。而赵连海是2009年11月13日被刑拘，12月17日被批捕，拖到2010年3月30日审理。这是不是逾期羁押？

《刑事诉讼法》152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，除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外，应公开进行。而赵连海审理时不公开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168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，应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，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。赵连海是2010年3月30日审理，2010年11月10日宣判，这是不是逾期判决？

《刑事诉讼法》180条规定，对被告人的上诉权，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。而赵连海在宣判后无法上诉。

《律师法》第33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受委托的律师凭相关证件，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；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《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第四部分第11条规定，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。而赵连海一审宣判后，律师到看守所见赵连海，两次不允许见。

刘梦熊在提案中写道：改革开放以来，在执政党领导下，国家完成了由“阶级斗争为纲”向“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历史转变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；由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的历史转变；由斗争哲学向和谐社会的历史转变；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。而与上述历史转变相适应，亦必须由人治向法治的历史转变配套。

而法治是讲求目标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。没有程序公正，不仅不能达致法治的目标公正，而且会导致冤假错案丛生，动摇执政党的执政根基。 

提案的一波三折

两会将近，关于赵连海的提案在香港再成热点。

据统计，全国政协第11届四次全会共收到提案5762件，但像“赵连海”提案一样，触及社会敏感事件的并不多。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，内地的一些代表、委员在两会上，怕担责任，有时不敢讲真话，这样就容易助长一种劣政。所谓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梁谋。”

此前，河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发表文章，《新形势下发挥人民政协港澳委员作用的思考》，指出港澳同胞加入政协队伍，开拓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空间和渠道,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2月26日，东方日报刊登了刘梦熊的提案，通栏大标题，配发照片，放在社论旁显要位置。两个提案都很尖锐，一是追究大兴区法院有法不依，一是追究有关部门不当处置外汇储备。

压力随即而来。先是有关方面的官员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跟他讲：到此为止啦，这个提案不要提啦。

有好心人劝刘梦熊：你得罪了有关方面，下一届没得捞了，没得连任了。刘梦熊对财新记者说，人的压力轻飘飘，我认为对人民有利，对国家有利的事情，我就泰山压顶不弯腰，下届做不做，我都根本没有去想。

3月2日，刘梦熊随港区政协委员赴京。在香港机场候机时，又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，叫他不要提赵连海的提案。

3月3日上午，刘梦熊在京外出会友，有关部门的电话又追了过来，双方就提案问题谈了20多分钟。

3月4日，政协会议开幕的次日，早晨8点，早餐还没吃，有关方面的一位官员，又把刘梦熊请到房间做工作，称这次两会的主题是十二五规划，能不能不提这个提案。

刘梦熊把提案交给这位官员。“这个提案，从头到尾，只要有一句话不对，我就马上收回。”官员看完以后，说都很对啊，只是时机比较敏感，怕有人炒作。

刘梦熊说，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，彭德怀元帅写信给毛主席，批评“三面红旗”左的错误，庐山会议以后，中央错误批判他的时候，也是说顾全大局，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威信，结果造成三年大饥荒，饿死几千万人。这种做法，有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刘梦熊又说，你说，这次两会“十二五”规划是主题，规划讲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而如果普遍存在有法不依，司法不公，那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怎么可以顺利发展？我们的社会怎么能真正和谐？所以，我觉得我是为国家好，为人民负责，一定要提，没有理由不提。

3月4日早晨，刘梦熊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相关提案。

当天政协会议上午的议程，是小组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。刘梦熊没有想到，有关方面的官员，居然第一个发言，说赵连海事件已经解决了，要求到此为止。

刘梦熊又拍案而起：大兴区法院，在“天子“脚下，还这样任意妄为，正常吗？如果不处理不追究他们，其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那些司法机关还不是要乱来了，怎么依法治国？

有关方面的官员讲完后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张家敏发言说，刘梦雄在赵连海事件上，追究有法不依，批评司法不公是完全正确的，他是对人民负责，对国家负责，我支持他的做法。另一位政协委员罗祥国，也发言称，以往在香港市民心目中，我们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只会檫鞋、鼓掌，是政治花瓶，这样不好，刘梦雄对有法不依的事大加批评，是其是，非其非，一下子香港市民对我们都改观了，他是有功劳的。

对此，胡星斗说，香港实行“一国两制”，有充分表达的言论自由，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在内地体制之外，积极参政议政，有利于发挥鲇鱼效应，大大激活人大与政协制度的活力，应该鼓励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人敢讲话，才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开明与胸襟。

但在港区政协、代表中，对于赵连海事件也有不同声音。一位人大代表称，刘梦熊与我们想得不一样，赵连海事件已结束了。这位代表并未说明双方差异何在。 

人大会议上的建议

3月12日，两会渐入佳境，在代表、委员的小组讨论会上，法治建设成为重点。

此前的3月10日，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，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称，到2010年底，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、行政法规690多件、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，如期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。

3月1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作工作报告。
    3月12日，在贵宾楼饭店港区政协委员小组会上，刘梦熊再次发炮，痛斥大兴区法院有法不依。

当天下午3时，在隔壁的北京饭店，最高院和最高检的两位领导，来到港区人大代表会议上，听取意见。4时，人大代表黄国健就赵连海事件，发表了意见。

黄国健说，对于案件本身，详细情况我们不清楚，不评论案子谁对谁错，主要是关心案子本身衍生出的司法问题。一是，赵连海从审理到宣判，中间近八个月，有没有超期羁押呢？二是司法的透明度问题，司法要提供“看得见的公正”。

黄国健称，今年人大会议上，吴邦国委员长也说了，我们已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但法律最主要还是实施，我们做到了有法可依，但是还没做到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

黄国健建议，中国应该尽快建立自己的司法权威。他说，凭借司法公正来建设司法的权威，是中国司法一定要走的道路。赵连海案件就反映了这一问题。司法要建立权威，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。一是主观方面，司法机构加强队伍建设，这在两高报告中已有体现。二是客观上，在政治体制里面，司法一定要相对独立，包括财政、人事权的独立等。

当天，两高领导没有具体回应赵连海案件，但指出案件折射出的司法问题，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。

对于港区代表、委员上述参政议政现象，胡星斗说，虽然我们实行的是一国两制，但大陆和香港的彼此影响分不开，既有大陆对香港的经济影响，也有香港对大陆的影响，思想的潜在影响不可避免，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委员和代表关心中国的前途，对内地个案进行监督，有助于民主法治的完善与健全。

河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在前述文章中称，港澳委员的优势和作用体现在，参政议政中，他们站在海外看中国，位置独特，视角独特，思维超前，对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主张，为党政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多样化的参考和依据。民主监督中，他们敢说真话、实话，直言不讳，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，促进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改进和提高。